陈从进觉得自己这个开国之君都没敢上尊号，后世子孙估计就没脸给自己上。
但这属于是陈从进自己猜测的，纵然是一代雄主又如何，活着的时候可以威压四海，可真要是驾崩之后，死人难道还能管的住后人不成。
梁朝立国多年，很多事务早已经上了轨道，修史，编书，地理，风物，南诏志，渤海志，甚至连草原诸部，梁朝都有为其书写编纂。
修书，这是一件漫长而繁琐的事，但对于一个文明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于说，王朝的兴衰，都没有这些一个一个文字重要。
有句话叫，人不会从历史上得到教训，很多发生过的事，依然会轮回的发生。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陈从进觉得，此言有失偏颇，华夏文明能这般顽强，难道没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得到经验的缘故吗？
不过，治国如此之久，陈从进也发现了一个梁朝的弊端，或者说，是大部分中原王朝的不足之处。
那就是读经史子集上来的官员，对于经济问题，其水平是相当低劣的，当然，不是说官员就一定是故意使坏。
对于一个王朝的官员来说，即便是奸臣，他也不一定就想着要摧毁这个帝国。
只是这些人不懂，那就很容易搞出一些骚操作。
无论是前唐代，还是此时的梁朝官员，其对于经济认知，全部建立在农本思想，以及前代理财经验之上。
大部分官员皆视农业为国家根本，把工商业当作末梢，只有户部，度支，盐铁，地方长吏，擅长理财的大臣，才掌握实际的财政，物价，漕运，税赋等实操知识。
陈从进觉得，自己应该在朝廷中，开设经济学，不过，他一时间也没法物色到真正聪慧的经济人才，就让他去教，那也只是一知半解。
但他知道，这种没有财政预算概念，收多少，花多少，偶尔储存一些的情况，肯定是不行的。
临时开支临时加征，没有长期预算制度，一旦战事爆发，军费陡增，朝廷很容易瞬间入不敷出，
而且有一点，有时候加征了，战事结束后，加征换个名头继续收，而不是直接取消。
这种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别高估了官员的节操，临时摊牌直接变永例，这在史书上，是不绝于史的。
…………
承德八年，在史书上，值得一提的大事，便是皇帝西巡，并在双塔堡一带，御驾亲征，大破西州回鹘，仆固可汗遁逃。
陈从进回到洛阳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翻阅太子批复的奏疏，以及群臣宰辅的各类批文，地方州县的奏报。
太多了，陈从进看了三天都没看完，不过，大体上陈从进还是满意的。
随后，便召见了太子，首先，对于太子这一年的监国，陈从进表示了肯定。
总体而言，太子还是萧规曹随，走无为而治的路线。
虽然说陈从进不确定太子是不是为了避嫌，所以办的事不多，一些比较重大的事，还时时派快马请示，但陈从进还是夸他监国干的不错。
当然，太子也不是真的说什么都没干，具体还是推动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鞑靼，契丹，奚部营建军城。
这个规划，很早就制定下来，但是选址，和各部商谈，确实也耽误了些许时间。
从承德六年开始，才陆续开始营建军城。
这肯定不是急冲冲的全线铺开，那实在是太费人力物力了，而且国力也不允许这么瞎折腾。
工部只择山河咽喉，水草相宜，比较重要的地方，先行筑造五座核心军城，其余据点留待日后视情势次第增修。
奚部那边，选定饶乐水南岸筑安漠城，契丹腹地，于潢水之南的松漠旧地修筑镇辽城，可以直接监视契丹各部动静。
向西，在阴山南麓，兴建太平城，东南方向依托卢龙塞古道，于滦河上游立玉溪城。
在东北傍西拉木伦河支流，修筑归朔城，作为向东，向北进兵的中转粮垒。
这五城其实并不单单只是座军城，还有一系列的烽，燧，堡之类的外围警戒，防御设施。
第二件事，就是给邕，宁二藩，持续的推动移民，南诏那边，大体上还是平静，但这种平静，只限于没有大规模的用兵。
至于小规模的冲突，部落蛮獠袭扰，那是数不胜数，但只要不是失地陷军的大事，朝廷基本上不会派禁军南下，就让两个藩国自己折腾，互帮互助吧。
第三件事，就是水利工程，这件事陈从进一看就头疼，从建国开始，不，几乎是从朱全忠覆灭后，疏通水道的工程就没停过。
这个事急不得，水利工程，除了疏通水道外，还兼有治河，治江的任务。
第四件事，就是太子命东南那边，试验性的用海船沿着海岸线运输钱粮，这事，陈从进着重的夸了太子。
这年头，海外几乎没什么敌人，朝野上下对于外海，其实是很无感的。
但陈从进觉得，阿拉伯人能跑到广州来贸易，梁朝也可以派船队，去那边交易，就不说互通有无挣钱之类的，光是文化交流，陈从进也觉得相当的有用。
而陈从进在拒绝了群臣上尊号后，回到了洛阳，这些官员以为皇帝还打算来三辞三让的套路。
因此，在陈从进召见太子，并赏赐东宫后，群臣便再次请上尊号。
陈从进再拒，并直言：“朕不求繁号虚名，只愿社稷安定，长治久安，他日史官落笔，能书一句承德年间君正臣贤，百姓安居乐业，号为承德之治，朕此生便足矣。”
群臣皆感天子贤明，其实，官员对陈从进的要求并不高，毕竟是一个底层武夫，一步一步杀到权力的至高点，能做到如今这个地步，已经是相当的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