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章论战
远处，朱冬润先生书房的窗口，许成军静静站著，看著楼下那片灯光中攒动的人头。
他听不清具体的话，但能感受到那种能量。
像地壳下的岩浆在奔涌，寻找著出口。
跟他想像中的80年越发接近。
但也越不真实。
这里有时代最激进最热血的思想。
也有依然难以脱离窠臼的属于过去的东西。
现代化...
「先生，」
他轻声说，「他们也许比我有勇气。」
朱东润站在他身旁，良久，缓缓道：「因为你戳破的不是一个文学问题，是这一代人心里憋著的那口气。」
「那口气憋了太久从他们父辈的苦难，到他们自己的迷茫。他们需要的不只是答案，是一个方向，一个能让自己这腔血热著洒出去的方向。」
老人转头看著自己的学生，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深深的嘱托：「成军，你点燃了火把。现在，火把在他们手里了。
97
楼下，不知谁带头唱起了歌。
不是红歌，也不是流行曲，是《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起初只是几个人，接著是几十人，最后上百个声音合在一起，在1980年秋夜的复旦园里回荡。
跑调、破音、各地方言混杂，却有一股千钧伟力，仿佛能穿透时光，撞开所有框住思想的枷锁。
许成军闭上眼。
他想起自己文章里的最后一句话：「这，或许才是我们从拉美文学的命运中，所能汲取的最沉痛也最宝贵的教训。」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许成军的文章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涟漪迅速荡开，最先在专业学界激起千层浪。
京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六七个人围坐在长桌旁，面前摊著最新一期的《读书》。
坐在主位的是副所长陈光复——正是他在《文艺研究》上发表《「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最早系统地将马尔克斯和拉美文学爆炸介绍到中国。
「大家都看过了。」
陈光复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语气复杂，「说说看法。」
沉默持续了约半分钟。
研究拉美文学的青年学者王琳第一个开口，声音里带著激动：「陈老师，我认为许成军同志提了一个我们一直忽略的根本问题！我们介绍魔幻现实主义，重点都在艺术手法、
叙事技巧，但很少追问：这个标签是谁贴的？贴标签的背后是什么？」
「小王说得对！」
接话的是研究西班牙语的资深研究员李敬端，「我在编译《百年孤独》选段时就有这种感觉。马尔克斯本人多次强调自己写的是拉丁美洲的现实」，可一到我们笔下，重点全成了魔幻」。这中间有落差。」
但反对意见立刻出现。
「我不同意这种「文化阴谋论」的解读。」
说话的是理论室主任张窘，他以治学严谨著称，「魔幻现实主义」是一个学术概念，就像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一样。许成军把学术概念政治化，这是危险的倾向。」
「老张，」
陈光复缓缓开口，「我最初也是你这个想法。但昨晚我又把马尔克斯的几次访谈找出来看。1977年他在《纽约书评》的访谈，1979年在哈瓦那的演讲————他确实多次表示，反对用魔幻」来定义拉美现实。」
他翻开笔记本，念道：「在拉丁美洲，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你们来说是魔幻，对我们来说是现实。」—一这是马尔克斯的原话。许成军抓住了要害：当一种现实被定义为魔幻」时，它的历史具体性、政治严肃性就被消解了。」
会议室再次沉默。
「那我们这几年的工作————」
王林迟疑道，「是不是方向错了？」
「不是方向错了，是深度不够。」
陈光复重新戴上眼镜，目光扫过在座众人，「我们做了技术性的译介，但缺少批判性的反思。许成军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了个醒：介绍外国文学，不能只是搬运，要有自己的立场和眼光。」
他顿了顿，做出决定：「这样，所里下一期《外国文学评论》，组织一个笔谈。请几位同志从不同角度回应许成军的观点。记住一不是批判，是对话。我们要把这场讨论引向深入。」
一时间气氛沉凝。
陈光复叹了口气：「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成军同志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诸君共勉吧！」
「共勉！」
「共勉——
」
同日，魔都外国语学院。
西语系教研室里，气氛同样热烈。
这里聚集著全国最早一批研究拉美文学的学者，包括刚刚从墨西哥访学归来的副教授段若洲。
「要向许成军同志学习！」
「向他学习！？」
「他是谁？他有我们西语专业的懂外国文学？？」
「许成军不是西语专业的，但他读懂了马尔克斯最深的焦虑。」
段若洲指著文章中的一段，「这里—当拉美的苦难被包装成异域风情的文学奇观时，历史责任就被美学化了」—这正是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那篇演讲里表达的核心！」
一个年轻讲师提出疑问：「可许成军也没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啊。不叫魔幻现实主义，叫什么？怎么建立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
「问题提出来，就是第一步。」
段若洲说，「记得鲁迅当年怎么说的吗？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许成军指出了老路的陷阱，新路怎么走，要靠我们这些人—靠学界、靠创作界一起摸索。」
他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西班牙语原版的《百年孤独》：「我建议，系里组织一个读书小组，重读马尔克斯。但这次，我们换个读法——不问他怎么写」，问他为什么这么写」；不只看技巧，看他技巧背后的历史创伤和文化抗争。」
这个提议得到了热烈响应。
1980年秋天，在魔都外国语学院西语系，一个以「重读拉美文学：从技巧到政治」为主题的读书会悄然成立。
后来，从这个读书会走出了多位重要的拉美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就在学界深入讨论时，舆论场的交锋已白热化。
许成军刻意没有去关注外界的反应，每日图书馆、资料室、顾颉刚小屋三点一线，仿佛回到了数月前那种沉潜的状态。
但风暴还是找上了门。
首先是一封来自京城的信，署名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
信中措辞客气，先是对许成军在拉美文学方面的见识表示赞赏，随即话锋一转，提出几点「商榷」：「成军同志文章中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警惕，我深表赞同。但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已得到拉美不少作家本人认可、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积极影响的文学潮流，完全归因于西方的标签化与消费，是否有些绝对和简单化了？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拉美作家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和艺术选择？」
「此外，文章强调中国现实的独特性」，呼吁避免简单模仿，这固然正确。但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相互影响与借鉴。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对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学思潮，抱有更开放、更积极的学习心态，而不是预先设防？」
信的最后，研究员委婉地表示：「年轻人有锐气是好的，但学术讨论宜力求客观、全面，避免因立场先行而导致判断偏颇。与君共勉。」
许成军看完，笑了笑，将信仔细收好。
这位研究员的名字他前世有印象，是八十年代系统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重要学者之一，其学术路径本就偏向于引进与嫁接。
观点分歧，再正常不过。
紧接著，魔都本地的《文汇月刊》也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泉」的评论文章，题为《在借鉴与自立之间—读许成军文有感》。
文章作者显然深谙文艺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谈到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再谈到后殖民理论的文化身份。
言辞理性。
说实话我们的文学和制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苏联的影响。
哪怕到了40年之后。
这种影响的好坏一时半会也难以说清。
文章肯定了许成军对文化自主性的呼吁，但认为其论证「过于倚重文化政治的逻辑，稍显忽略了文学内部的形式演进规律与审美共性」。
「魔幻」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其本身具有超越具体地域的审美潜能。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庄子》、《搜神记》、《聊斋志异》，乃至民间传说、少数民族史诗，早已蕴含丰富的超现实想像传统。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结合，未必就是模仿」或套用」，也可能是一次激活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是否清醒、
艺术转化是否高明。
文章最后总结：「许成军同志的提醒是及时而必要的。它像一剂清醒针，提醒我们在开窗」迎八面来风时，勿忘了脚下站稳的土地。但也不必因噎废食，将借鉴之路一概视为陷阱。在开放中坚守，在借鉴中创造，或许才是这个时代中国文学应有的姿态。」
这篇文章写得更具学理性，态度也更为平和。
许成军读罢，倒是颇受启发。
「林泉」的某些观点，确实点出了他原文中可能存在的、因强调立场而略显简化的地方。
他将这篇文章也仔细收好，觉得这才是健康的学术争鸣。
然而，并非所有反应都如此理性。
几天后，章培横阴沉著脸，拿著一本最新出版的《文学评论》走进顾颉刚小屋，往许成军面前一扔。
「看看这个！」
许成军拿起杂志，翻到章培横折角的那一页。
十月初，《文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长文《关于「魔幻现实主义」讨论的几个原则问题》，署名「仲生」。
文章措辞严厉：「————当前有一种倾向，以批判文化殖民」为名，行排外主义之实。将正常的文学交流、学术概念借鉴上纲上线为文化霸权」，这不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更不利于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待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扣帽子————」
文章虽然没点名，但谁都看得出矛头直指许成军。
按往常，这样一篇出自权威报刊、带有定调性质的文章，往往能平息争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对于别有用心的观点许成军想来不吝于痛击。
辩论这个事他颇有心得~
深得鲁迅风骨。
三天后，《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整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觉？—与仲生同志商榷》，署名「许成军」。
文章开篇就亮明态度：「仲生同志提醒我们要防止排外主义，用心是好的。但把对文化话语权的反思简单等同于排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接著，许成军展现了惊人的辩论锋芒：「仲生同志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我完全赞同。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判断标准谁定？如果这个标准本身是别人设定的，我们如何保证自己不是在别人的框架里取其精华」？」
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好比一个人去裁缝店做衣服，裁缝拿出一把尺子说：这是国际标准尺。」你用这把尺量了身材，做了衣服，穿上一看一袖子太长，腰身太窄。你抱怨不合身，裁缝却说：尺子是标准的，是你的身材不标准。」仲生同志，您说这时候，我们是该怪自己身材不好，还是该怀疑那把「国际标准尺」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比喻迅速流传开来。
北大校园里，有学生把这段话抄成大字报，标题就叫《我们的身材，谁的尺子？》。
许成军继续追击：「我从未反对学习外国文学。我反对的是跪著学」——不假思索地接受别人的概念框架、评价体系、叙事模式。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拿来主义」不是送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今天，我们拿来」的时候，脑髓」用了吗？眼光」放出了吗？还是别人送」来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
文章最后，他写道：「仲生同志担心讨论会破坏百花齐放」的氛围。我却认为，真正的百花齐放」，不是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的花齐放，而是红黄蓝绿、千姿百态的花都能自由生长。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一种声音，要么全盘接受西方话语，要么被指责为排外—那才是对「双百方针」最大的背离。」
「至于新路怎么走？我也没有现成答案。但我相信，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老路有问题时，新路就会在探索中出现。这条路，可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走。但第一步，是要有迈出这一步的勇气和自觉。」
「与仲生同志共勉。」
这篇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支持者拍案叫绝：「这才叫辩论！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反对者则批评「年轻人太狂妄」「不尊重老同志」。
但更多的人，是被文章中那种清晰的逻辑、渊博的引证和坚定的立场打动了。
「成军同志，海纳百川，已有大家之相！」
「成军啊，我们看著在学术圈成长，没想到已经有了今天的成绩。」
那个年代，很多人心里有类似的困惑，但说不清楚。
许成军替他们说清楚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文艺评论」栏目，转载了许成军文章的核心段落，并加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近期，文艺界围绕如何借鉴外来文艺理论、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有益讨论。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如何在虚心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希望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智慧。」
虽然措辞谨慎，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官方对讨论的认可，甚至是对许成军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也算是许成军意识形态领域论文的反馈。
果然，两天后，更大的站台来了。
文联主席周阳，在出席内部颁奖大会时，被记者问到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周阳沉吟片刻，公开表态：「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年轻人有锐气，有思考，这是好事。他提出的问题：
如何在学习外国文艺理论时保持主体性——是一个真问题。我们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全盘照搬。这个度怎么把握，需要文艺界同志在实践中探索。」
「我要强调的是，讨论要本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不同观点可以交锋，但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
这段话被各大报刊广泛报导。
「周阳同志肯定许成军」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国文艺界。
风向，彻底明朗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成了纸上的「春秋战国」。
《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的文章《文化借鉴中的主体意识》，支持许成军的基本观点。
《京城文学》发表了青年评论家黄子平的长文《从「魔幻」到「热现实主义」：一场命名的斗争》，将许成军的观点与校园里诞生的「热现实主义」概念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年轻一代文化自觉的萌芽」。
但反对声音并未消失。
《红旗》杂志内部刊物刊登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批评，指责许成军的观点「带有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导向文化封闭」。
对此，许成军没有直接回应。
但他通过朱东润先生，给《读书》编辑部送去了一篇新文章《开放与自觉：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
文章写道：「有人把开放」和自觉」对立起来，似乎强调自觉就是反对开放。这是误解。真正的开放，是睁著眼睛走出去，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拿什么、为什么拿。闭著眼睛扑出去，那不叫开放，叫盲从。」
「鲁迅在《看镜有感》里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才是健康的开放心态有自信，有主体，所以敢将彼俘来」，敢自由驱使」。」
「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份「魄力雄大」的自信？」
文章最后，他写下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文化上的独立，不是关起门来称大王，而是打开门，让别人进来时，我们知道自己是主人；我们出去时，记得回家的路。」
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论战，在十月底逐渐平息。
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讨论进入了更扎实、更深入的阶段。
从报刊上的短兵相接，转向学术期刊的专题研究、大学课堂的系统讲授、创作实践的自觉探索。
许成军本人，则再次从公众视野中淡出。
他婉拒了所有采访和演讲邀请，回到书斋，继续他的研究和创作。
但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在整个文化界生根发芽。
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文学与文化主体性」专题课；
在南京大学，成立了「拉美文学与第三世界写作」研究小组；
在复旦大学，「热现实主义创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员就达五十多人。
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被唤醒了：学习外国，不是搬运工式的学习，而是对话者式的学习：借鉴经验，不是学生抄作业，而是同行之间的相互照亮。
1980年的深秋，当梧桐叶落尽时，中国文艺界的空气中，多了一种此前稀有的东西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带著批判眼光的开放意识。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人的一篇万字长文，一场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该叫什么的名字之争。
许多年后，文学史家会这样评价：1980年秋天的这场争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走向自主建构的真正起点。
从那以后，「西方标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视角」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
而在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许成军，正坐在朱东润先生的书房里，整理读者来信。
桌上堆著几百封信，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生、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几位监狱里的犯人。
一封来自宁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写信人是个中学语文教师，字迹工整：「许成军同志：我在偏远的西北小城教书，这里连《读书》杂志都要晚半个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们手抄传阅。您说得对，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虽然我不知道新路具体怎么走，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课堂上讲《包身工》《荷花淀》时，会多一份底气——这是中国的故事，该用中国的眼光来讲。」
许成军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一群鸽子飞过，鸽哨声悠长。
而刚消停了没几天。
不知怎的，舆论风气又忽而一变。
一时间，各种报刊上再次硝烟弥漫，一场围绕拉美文学阐释权的「文化战争」全面爆发。
第一轮猛攻来自学术权威。
10月25日，《文学评论》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赵锐的长文《警惕文化民粹主义倾向评许成军同志的几个观点》。
赵教授是国内研究西方浪漫主义的权威，文章旁征博引，气势逼人：「许成军同志以文化自觉」为名，实则贩卖一种危险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否定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试图用情绪化的热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对学术规范的公然蔑视！」
「更危险的是，他将文学批评政治化、民族主义化。按照他的逻辑，是否所有外来理论都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那我们要不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西方理论」？这种思维一旦蔓延，将把我们重新拖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文章最后，赵教授语重心长地写道：「年轻人有热血是好的，但学术需要冷头脑。建议许成军同志多读几本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再来谈宏大命题。」
几乎同时，《外国文艺》刊登了外文所研究员柳名九的访谈。
柳先生以研究法国文学著称，说话绵里藏针：「我理解许成军同志的担忧，但可能他不太了解国际学术界的共识。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最早是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在1925年提出的，后来被用到文学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怎么就成了「西方霸权」的象征？」
「至于马尔克斯本人反感这个标签—作家反感批评家贴标签，这在文学史上太常见了。福楼拜还说过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呢，我们能因此否定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吗？
学术概念一旦形成，就有其独立的生命。」
访谈最后，柳名九淡淡地补充了一句：「年轻同志有闯劲是好事，但做学问还是要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忙著把巨人推倒。」
第二轮攻击更具政治杀伤力。
10月28日，《红旗》杂志内部文稿流出（后以读者来信形式摘登于《文艺报》），标题触目惊心：《「文化排外」还是「文化自信」？——评一种危险倾向》。
文章虽未点名，但字字针对许成军：「————有人以反文化殖民」为名，行排外主义之实；以强调主体性」为幌子，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倾向表面上很爱国，实则背离了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背离了***同志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更狠的是下面这段：「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论调很容易与极z思潮合流。回想一下，哗哗期间不就是以反帝反修」为名，把一切外来文化都打成封资修」吗？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第三轮则来自创作界内部的质疑。
著名作家刘芯武在《京城晚报》上发表短文《尺子与镜子》，语气温和但问题尖锐：「许成军同志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我们是否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但我想问：如果我们连尺子都怀疑，又怎么知道自己身材的好坏？文学需要镜子，也需要尺子。
外来理论固然可能有偏见，但完全拒绝尺度，是否会陷入自家孩儿自家夸」的狭隘？」
「至于热现实主义」热情是创作的动力，但热情不能代替方法。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时满腔悲愤，但他用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方法，不是单凭一腔热血。」
措辞不算强烈，但是这味道，确实是老刘干的出来的。
面对这波立体化的围攻，文坛都在观望：许成军会如何应对？
沉默一周后，11月5日，《光明日报》用整整两个版面刊登了许成军的回应长文：
《尺子的政治：答诸同志问》。
文章开头就不同凡响：「近日拜读诸同志批评文章，受益匪浅。批评是思想的磨刀石，我深表感谢。但感谢之余，有些话不得不说一因为诸同志的批评，恰恰证明了我的核心论点：我们太习惯于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