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住进院子里的第四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头天晚上还只是天边压着一层厚厚的灰云，沉甸甸的，像有人在天上铺了一床旧棉被。到了后半夜，风停了，云层裂开了一道口子，雪就下来了。不是雪粒子，是大片大片的雪花，飘飘摇摇地落下来。落在屋顶上，落在槐树枝上，落在井台上，发出一层极轻的、绵密的沙沙声，像有人在屋檐上筛面粉。
张一狂醒了，披着衣服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院子里已经白了。青石板上的雪积了薄薄一层，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银蓝色，像是有人往地上铺了一层细盐。老槐树的枝丫上也挂了雪，黑褐色的枝干衬着白色，像一幅还没干透的墨画。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又躺回床上，侧耳听了听外面的雪声，然后沉沉睡过去了。
天亮的时候，春是第一个推门出来的。它赤着脚，脚趾踩在门槛外的雪面上。冷意一下子从脚底板钻上来，但它没有缩回去，反而把另一只脚也踏进了雪里。雪漫过了脚背，凉凉的，松松的，踩下去的时候发出一种极轻的嘎吱声，像在咬一口冻得脆脆的苹果。它又走了一步，嘎吱，又走了一步，嘎吱。低头看着自己踩出来的那串脚印，每一个都很完整，脚趾的轮廓清晰可见，像是正在用脚描字。它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雪地，又慢慢走回门槛边，在那一串脚印旁边并排踩了另一串，像是要把这条路踩得更稳一点。
胖子裹着一件旧棉大衣走到门口，看见春只穿着一件薄外套，裤腿卷到脚踝以上，光着一双脚踩在雪地里。他愣了一拍，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多了一双棉鞋。藏青色的布面，鞋底是厚实的千层底，里面蓄着满满的棉花。他蹲在门槛边，把棉鞋放在春脚旁边：“换上，别把脚冻坏了。”春低头看那双眼，棉鞋很旧，鞋帮上有一块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不太整齐，但看得出缝得很用力。春坐下来，把棉鞋套上脚，鞋太大了，空出一截，但暖意从脚底透上来，一直暖到脚踝。它站起来走了两步，鞋子在脚上晃荡着，但它没有脱下来，“这个声也好听。”踩着雪面的嘎吱声更沉了一些，像垫了一层厚实的棉花壳。
小海也已经起来了，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一圈的棉袄，袖口卷了好几道才露出手指尖。他手里攥着那卷莎草纸，纸边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他走到井台边蹲下来，把纸展开，对着井口铺平。冷风从井底呼地卷上来，把那卷纸角吹得微微翻动。他按住纸角，轻声对着井口说了一句：“哈瓦，下雪了。你那边下雪没有？”井水安安静静的，没有风从底下卷上来，也没有任何声音。他等了好一会儿，准备把纸卷起来的时候，井水面上忽然漾开一圈极细的波纹，从井壁那边荡过来的，很浅很浅，像是有谁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轻轻吹了一口气。小海盯着那一圈波纹慢慢散开，散平了，水面又恢复成原来那面安静的黑镜子。他把纸重新卷起来，搂进怀里：“他说他也看见了。”
下午的时候，来的人一下子多起来了。吴邪是第一个到的，提着一个保温桶，桶里是红枣姜汤。姜味儿从盖子缝里挤出来，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小团白雾。他进院子的时候脚上那双深灰色的皮靴踩得雪嘎吱嘎吱响，没急着进屋，先把保温桶放在石桌上，脱了手套搓了搓手，才抬头看了一圈院子。老槐树还在，石桌还在，井台还在，菜地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那棵叫“等”的土豆苗从雪面下伸出一小截青绿，像一根细细的针尖戳破了白色。他的目光在春身上停了一下，走过去蹲下来，只问了一句：“住得惯吗？”春想了想：“惯。有粥喝，有枣糕吃，有雪看。”吴邪点了点头，没再问别的。
解雨臣和阿宁是傍晚来的。阿宁开着她那辆深灰色的越野车进胡同，车顶落了一层雪，像戴着一顶白绒帽。她从后备箱搬出一箱红富士，一箱赣南脐橙，还有两瓶汾酒，用旧报纸裹着，放在石桌底下。解雨臣跟在后头，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用麻绳绑了脚，鸡还在咕咕地叫。老太太从屋里出来看见那只鸡，眼睛立刻亮了：“活着来的？”“活着来的。”解雨臣把鸡递给云彩，“炖汤喝。”那只鸡被云彩拎进了灶房，咕咕叫了几声，声音很快被剁骨头的声响盖过去了。老太太搬了把藤椅坐在屋檐底下，脚边搁着一碗热茶，茶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油光，被风一吹起了细碎的褶皱。
扎西、洛桑和丹增是第二天中午到的。他们从西藏来，在路上耽搁了一天。扎西进门的时候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从里面掏出一块风干的牦牛肉，一袋青稞粉，还有一小包干雪莲。“路上碰上的，想着你们能用上。”洛桑蹲在老太太面前，从布袋深处摸出一个小小的铜制转经筒，筒身已经被摸得油光发亮，边缘因为反复摩挲而微微向内凹陷。他把转经筒放在老太太掌心里：“我在纳木错那边转过一圈了。”老太太把转经筒握在掌心里，转筒在她掌中旋了半圈，发出极其细弱的金属摩擦声，像一声被压得很低很轻的叹息。她把它搁在膝盖上，没有再说别的。
罗三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坐了一夜的火车从兰州过来，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外套，领口磨得发白了，袖口沾着一层洗不掉的机油印子。他进了院子以后站在门边，从头到脚看了一圈——老槐树，石桌，井台，菜地，那棵从雪里伸出半截青绿的土豆苗。他看了很久，走到石桌旁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一块石头放在桌上。是黑曜石碎片，光滑的断面像一面小镜子，已经不再发光了。它安安静静地躺在他掌心里，像一块普通的石头。他把它搁在石桌中间，没有再碰它。
年夜饭是在院子里摆的。云彩把那张折叠桌从灶房里抬出来，和石桌并在一起，还不够长，又从屋里搬了一张小方桌接在末尾。桌面高低不平，她在矮的那头垫了几块碎砖头，才算稳住了。汪玉成端出一大盆新蒸的枣糕，热气扑了满脸，他用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一双新刻好的木筷子。他把筷子递给春：“试试。”春接过那双木筷子，搁在手心里翻来覆去看了看。这次的筷子比之前那双更细，握柄处削出了微微的弧度，正好贴合虎口的位置，不滑也不硌手。春夹起一块枣糕，稳稳地送到嘴边，咬了一口：“好。不滑手。”
老太太坐在那一列桌子的最头上，面前一碗热粥，粥面上浮着几粒红枸杞，在灯下像几颗小小的红灯笼。她端起粥碗，没有喝，举起来朝这一整圈人举了举：“一年了。”她低头喝了一口粥。所有人都跟着端起了碗。粥是烫的，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温热的河，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又从胃里暖到手脚。
春坐在长桌靠中间的位置，碗里是满满一碗粥，粥面上浮着两粒红枣，被粥汤泡得鼓胀发亮。它低头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咽下去以后又低头看了一眼碗里那两粒红枣。夹起一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枣皮已经煮得透烂了，枣肉在舌尖上化开，甜味从舌头尖漫到舌根。它把另一颗也吃了，连皮一起咽下去，然后端起碗喝完了最后一口粥。把空碗放在桌面上，没有立刻放手，手指还搭在碗沿上。
桌边的人都在说话，胖子的声音最大，讲他年轻时候在贵州一个墓室里碰到的事，手舞足蹈的。阿宁在笑，吴邪在摇头，老太太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听。那晚的火烧了很久，烧到木柴都成了暗红色的炭，烧到屋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只剩下院子里那盏，亮澄澄的，照着满地的雪。雪光映着灯光，把整座院子的轮廓都描得柔柔的。
春没有进屋，坐在门槛上，脚边搁着那双大了好几号的棉鞋。它低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丫，脚趾头冻得有一点发红，但没有把脚缩回去，就那么伸在雪光里。小海也还没睡，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毛衣，袖口盖过了手指尖。他抱着膝盖坐在春旁边，嘴里含着一块没化完的冰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春天快来了。”春没有回答，但看着远处那片被雪覆盖的菜地。那棵叫“等”的土豆苗已经看不见了，雪把它整个盖住了，但它知道它还在底下。根在，它就不会死。
风小了，雪光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院墙的影子被拉得又长又安静，像一条被冻住了的河流。春把脚从雪光里收回来，穿上那双棉鞋，站起来，往屋里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老槐树的枝丫朝着天空伸着，像是在接那些还没有落下来的雪。春看了一会儿，转身，轻轻带上了门。
院子里那盏灯还亮着，照着那棵老槐树，照着那口井，照着那片被雪覆盖的菜地。雪还在下，细细的，轻轻的，落在那盏灯的灯罩上，发出一种极轻极静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天上，正慢慢地把这一年所有放不下的事情，一点一点地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