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井的水在春天回暖之后，忽然变得比从前浅了。不是干涸，是水位自己降了下去，降到井壁中间那道旧水线以下，就不再动了。井底露出一圈湿漉漉的石壁，石壁上那些刻着的眼睛，已经模糊了大半，像被水泡化了。
春那天早上打水的时候发现的。它提着桶走到井台边，把桶放下去，听到的不是往常那种沉沉的入水声，而是一声很轻很脆的响，像木桶碰在了石头上。它探头往里看了一会儿，把桶提上来，桶底只有浅浅一层水，刚没过桶底。它没有声张，默默把那点水倒进旁边的盆里，提着空桶回了灶房。但从那天起，它每天早上都会多往井台看一眼。井水没有再涨回来，像一条河终于流完了最后一滴。
这件事，是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春才在饭桌上说的。老太太七十九了，她去年说八十才过，今年又说七十九不过，明年再说。云彩还是做了一大桌子菜，排骨炖土豆、清蒸鲈鱼、凉拌莴笋丝、一锅红枣莲子汤。胖子和吴邪忙着往碗里夹菜，解雨臣和阿宁在窗台上搁了杏子。
“井水下去了。”春把汤碗放在桌上，声音不大，但桌子上的人都听见了。筷子声停了片刻。张一狂放下筷子：“下到哪了？”春说：“下到井壁中间那道旧水线底下。桶打不到水了。”胖子靠在椅背上，像是想了一会儿，又像是没有想：“那它这是走完了？”没有人回答他。
小海端着那碗红枣莲子汤，抿了一小口，把碗放回桌上：“那哈瓦在底下怎么办？”春在窗台边坐下来：“他已经不在了。那封信是他最后一封。”小海没有说话，低着头看自己的碗沿。解雨臣开口问了一句：“还能再涨回来吗？”张起灵说：“不会了。水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胖子把那半只鸡腿放下来：“那井以后就空了？”“不空。”春说，“井还在。只是没有水了。”老太太把一块排骨夹到小海碗里：“没有水了，也是井。”
那天晚上小海又去了一趟井台。月亮不大，薄薄的一弯，挂在老槐树最高的那根枝丫上。他蹲在井台边，没有往井里看，只是伸手摸了摸井沿那道磨得很深的凹痕。那道凹痕被很多人摸过、靠着过、扶过，已经很光滑了。他在那里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回屋。走的时候没有回头。
罗三是隔了半个月以后来的。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手里提着两本书，都是旧书，一本讲河西走廊的植物，一本讲北疆的岩画。他把书搁在石桌上，说了一句：“路过。”胖子给他倒了茶，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在石桌旁坐下，看着那口井。没有人跟他说井的事，但他自己坐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那边的石壁也合上了。上次去看的时候，连缝都找不到了。”他把茶杯放下，“它封好了。”张一狂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下午的时候吴邪来了，提着一袋橘子，放下以后没有坐下，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葡萄架，看了看那棵小槐树苗，又看了一会儿那口井。春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晾好的银耳汤：“喝一碗再走？”吴邪接过去，喝了一口：“甜。”春说：“加了冰糖。”吴邪端着那碗汤，在井台边站了一会儿，低头看了看井底那层亮晶晶的石壁，什么也没说。他把碗喝完，把空碗放在井台上，转身走了。
院子里的人渐渐少了。解雨臣和阿宁来得没那么勤了，老太太说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扎西、洛桑和丹增的铺子开得越来越好，他们也来得少了，但每个月总会有人来一趟，带一包牦牛肉干或者一小袋青稞粉。胖子有时候坐在石桌旁，捏着一根没点着的烟，“胖爷这一辈子，下过的墓比住过的旅馆还多。最后倒是在这院子里落地了。也算歪打正着。”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很，握过工兵铲，摸过青铜器，也捏过槐花饼。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行了，也挺好。”
汪玉成还是在院子里住着，还是不太说话。但他的菜地越来越大。老太太的椅子换了一把，新椅子比旧椅子矮一些，她坐上去腿正好能着地。有一天老太太坐在那把矮椅子上，忽然开口：“汪玉成，你以后打算一直种地？”汪玉成放下锄头，想了想：“种地挺好的。”
春学会了用灶，学会了和面，学会了腌咸菜。春现在每天早起烧水，水开了灌进暖壶里，灌完以后在院子里站一会儿，看看那棵小槐树苗，再回屋拿扫帚扫一遍院子。有一次它扫到井台边停下来，把扫帚靠在井沿上，探头往井里看了一眼。井底是干的，露出青灰色的石头，石头上那层湿漉漉的苔藓已经干了，变成了浅褐色，像一块很久没有淋过雨的土地。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弯腰把井边那根长出来的野草拔了，扔进旁边的小筐里，继续扫地。井不会再有水了。它也知道。井已经送完了它该送的东西。
小海开始上学了。是胡同口那个小学，走路十分钟就到。他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从院子里跑出去，下午又背着书包跑回来，书包带子松松垮垮地挂在肩上，里面装着一本语文书和半块没吃完的橡皮。他回来的时候先去菜地边蹲一会儿，看看土豆长多高了，再去井台边站一站，没有多余的动作，就那么站一小会儿，然后进屋去写作业。
张一狂有时候坐在门槛上，看他在屋里埋头写字，笔尖磨得纸沙沙响。门口那棵小槐树苗已经长到齐腰高了。老槐树的枝丫伸向天空，遮住了一小半院子，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落下来，在地上印出一片碎金。张一狂坐在那片碎金里，手边放着一碗已经凉了的茶。他端起碗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但喝下去以后，舌尖上慢慢泛出一丝回甘。他把碗放下，靠在门框上，看着院子里那些细碎的声响。
张起灵还坐在老槐树底下的那把藤椅上，闭着眼睛。他没有真的睡着，他的呼吸很浅很匀，手指松松地搭在膝盖上。胖子打完了他的拳，在石桌旁边坐下来拧开水壶盖子，灌了一口，水顺着下巴淌下来，他也不擦。春在灶房里收拾碗筷。汪玉成又在削木头，这次是一截枣木，他想做一个带盖的小盒子，这个念头在心里搁了些日子了，还没想好盒子里装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做一个。老太太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打盹，手里的佛珠滑到膝盖上，她也没去捡。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胖子的喘气声和远处学校传来的下课铃。那口井安安静静地待在院子角落，井台上落了几片槐树叶，没有人去扫。风一吹，那两片叶子就翻了个面，又翻了个面，像有人在很轻很轻地翻书页。小海写完作业跑出来，手里攥着那张哈瓦留下的莎草纸，跑到井台边蹲下来，把纸铺开。他没有说话，只是让风把纸角吹起来又落下去，吹起来又落下去。然后他把纸卷好，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哈瓦，井干了。但我还在。”
院墙外的巷子里有人在吆喝卖豆腐，声音拖得长长的，穿过老槐树的枝叶落进来，像往平静的水面投了一颗很小的石子。圈圈波纹散开，然后就没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比前些天晚了一些。院子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先是灶房，然后是堂屋，最后是老槐树底下那盏。
晚饭还是那几样菜，粥还是那个味道。胖子第一个吃完，把碗一放，往椅背上一靠，叹了口气：“舒坦。”老太太夹了一筷子咸菜放进他碗里：“再吃一口，瘦了。”胖子看了看自己微微鼓起的肚子，又看了看老太太，到底还是把那口菜吃了。小海在桌子底下捏着春的衣角。春天的风带着夜里的凉气从屋顶上滑过去，又绕回来。老槐树的叶子响了一阵，又静了。然后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很轻，像风吹过井台边那片干透了的苔藓。笑声传到桌尾，传到台阶上，传到门槛边。最后整座院子都安静了，只剩下那盏灯，还在老槐树底下亮着，不声不响的。明天早上还会有人起来扫院子，井台还是会在老地方，春天还会再来。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到了它该到的地方。甜的。
日子像那条渐渐退下去的井水一样，没有声音，只是慢慢地、稳稳地退到了它该在的位置。那年秋天，第一个真正离开院子的人是老太太。走的时候很安静，像是她早就选好了这一天。那天早上她还坐在老槐树底下喝粥，喝完了把碗放在石桌上，说了一句：“有点困。”她回屋去躺下，云彩帮她盖好被角，她睡着了，没有醒过来。
院子里的人围在床边站了一会儿，胖子站在最边上，低着头，两只手攥着围裙边。云彩端了一碗水放在床头柜上，水还是温的。春把小海拉到门口，没有让他看里面。小海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上的槐花已经开始落了，白白的，落了一地。他蹲下去，把石桌上老太太那副没喝完的粥碗收了，端进灶房洗干净，放在碗架最上面的那一格里。
老太太走了以后，院子一下子空旷了一些。她常坐的那把藤椅还放在老槐树底下，没有人去收，春每天早上会把它搬出来，晒一晒太阳，傍晚再搬回屋檐底下。有一次胖子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小会儿，坐着坐着，把脸埋进掌心里，坐了很久才站起来。没有人问他怎么了。他站起来以后去灶房把中午的碗洗了，洗得比平时都干净。
吴邪的旧书店秋天开张了，在潘家园一个拐角，门脸不大，进去以后倒是很深，堆满了从各处收来的旧书。张一狂去他铺子里坐过几回，有时候带一罐老太太留下的萝卜干，有时候带两块春蒸的枣糕。吴邪坐在柜台后面拆书，拆完了拿毛刷子刷上面的灰，动作很仔细：“胖子来过两回了，看了半天，买了一本讲古代墓葬的，我没收他钱。”张一狂说：“他拿回去看了吗？”吴邪想了想：“应该看了。他把那本书放在枕头底下了。我上次去他屋里看见的。”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吴邪把刷子放下，“我打算把这个铺子好好弄一弄，弄好了挂个牌子，就叫‘书坊’。以后你们路过，进来坐坐。”
阿宁来的次数渐渐少了，但她每次来都带着新鲜的东西，有时是自己种的几根丝瓜，有时带一个收音机换台时调到戏曲频道。她说她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住，在城郊一个带院子的平房里，院子里那棵杏树今年结了几颗大杏子，又甜又水。她靠在那把藤椅边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新院子的修葺进度，“不走了，我也该落地了。以后你们路过，去我那儿坐坐。”
解雨臣来的时候，春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他把那几根瘦小的萝卜干翻了翻，说：“晒得不错。”春说：“老太太教的。”解雨臣把那根晒好的萝卜干拿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放回竹匾里，“老太太要是知道你学了这么好，她高兴。”他顿了顿，说自己的店也在慢慢整理，不大不小，够一个人慢慢收拾。扎西、洛桑和丹增的铺子开得越来越稳了，外面挂的木牌被风吹日晒地褪了色，他们也没想着换。洛桑说：“来的人不少，回头客多。我们三个在这边待得住了。”张一狂说：“那就好。”扎西从灶台后头探出半张脸，指了指墙角那壶还没开封的酥油茶：“下回来，给你留一壶好的。”
罗三临走那天，也是秋天。他把那本自己整理的书留在了院子里，就压在石桌上，用一块石头压住。胖子看到那本书，翻了几页，是一本关于西域的考古笔记，写得密密麻麻的，有些页边上画着小小的草图。“他要回马鬃山，那边缺一个教书的，他答应了。”张一狂站在书桌前，收好那本书，“他还说，那边地底下还有东西在睡。他说他不怕，他要留着，等它们醒了，告诉它们外面有什么。”
“那它们会醒吗？”小海问。“会。但也许是很久以后。也许是你们孙子的孙子的那辈。”罗三的声音很平静，“到时候，你替我去告诉它们也行。”小海想了想：“那我得把字再练练，不然它们看不懂。”“慢慢练，不急。”罗三走的时候没有让人送，只背了一个旧帆布包，包口露出半截牙膏。他说：“不用送，路我认识。”他没有回头。
罗三走了以后，那个秋天就真的深了。院子里的槐叶落了一地，胖子扫了三天才扫干净。第二天一早，吴邪来了一趟，站在院子门口看了看石桌上那本被风吹翻了几页的书：“罗三留下的？”张一狂点头：“他说留一份在你们这儿。”那天张一狂把那本书收进了屋里，放在书架第二层，和那些旧书放在一起。书架是汪玉成自己打的，用了不少边角料，看着不像一件正经的家具，但稳当得很，上面摆着几本翻旧的书。他隔着玻璃看了一眼那本书的封面，没有拿出来翻。
汪玉成还在院子里住着。他的菜地今年又扩大了一圈，种了韭菜、小葱、几棵西红柿、两架黄瓜。小海放学回来常常蹲在菜地边看黄瓜藤上的须须在风里卷着铁丝往上爬。汪玉成也不太说话，但他偶尔会把刚摘下来的黄瓜洗干净了递给小海一根，小海接过去，站在菜地边咔嚓咔嚓地啃，满脸都是汁水。他看着那片菜地说：“种地挺好的。种出来的东西能吃饱，吃不完的还能送人。比以前做的那些事好多了。”他把那根黄瓜的小尾巴嚼了咽下去，没有再多说。
小海开始上学了。胡同口那所小学，走路十分钟。他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从院子里跑出去，下午又背着书包跑回来，书包带子松松垮垮的，里面装着一本语文书和半块没吃完的橡皮。他回来后先去菜地边蹲一会儿，看看土豆长多高了，再去井台边站一站，看看那口已经完全干透了的井。他不再对着井口说话了，但他会站在那里，看着井底那片干得发白的石壁，像在看一个老朋友的不再说话的信箱。
春大部分时间都在灶房里忙活。它的手艺越来越好了，擀面、和面、蒸馒头、烙饼、腌咸菜、做枣糕，样样都做得像模像样。老太太走了以后，灶房里最常待着的人就是它。它偶尔也会一个人在井台边坐一会儿，手指搭在井沿那道磨得光滑的凹痕上：“井水走了，但它把路留下了。”张一狂在它旁边坐下：“什么路？”春说：“能走出去的路，也能走回来的路。”张一狂没有追问。过了一会儿春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我去看灶上的火，粥快好了。”
院子最后真正安顿下来，是在第二年初春。那棵小槐树苗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叶子密密的，在风里哗啦啦地响。胖子开始学木工，汪玉成在院子里给他腾出一块地方，堆了几块木板和几件旧刨子。胖子的第一件作品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板凳，四个腿不一样长，坐上去会晃，他自己坐上去试了试，晃了两下没倒：“成了。能用。”他就把那个小板凳放在井台边，自己坐上去翘起腿来。
张一狂坐在门槛上，看到胖子坐在那个摇晃的小板凳上，正对着西边的光，眯着眼睛，像在等什么。那道光很亮很暖，把胖子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他又坐了一会儿，把缝衣针上的线打了结，用牙咬断。那件灰褂子叠好了，搁在石桌边上：“收工了，明天再弄。”张一狂看着那一小块从屋顶漏进来的光斑：“明天还修屋顶吗？”胖子拍了拍手：“明天再说。”他往屋里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棵小槐树苗，叶子在风里摇着，很轻。他看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转身走进屋，脚步声在门后面停了一下，然后远去了。
春盛出一碗汤摆在石桌上，清了清嗓子：“粥好了。”小海从屋里跑出来，拿着两双筷子，一双给春，一双留给自己。张一狂坐在门槛上，张起灵从老槐树底下站起来，把藤椅搬回屋檐下，又走回来在桌边坐下。汪玉成把最后一碗粥端上桌，用围裙擦了擦手，在最边上那个位置坐下来。胖子挑了靠窗的那个位置坐下，正对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和那口井。没有月亮，但天很清，能看到几颗星星，在槐树叶子上面一闪一闪的，像隔着一层纱在看。
春把那碗粥端起来，低头喝了一口，咽下去。然后它把碗放回桌上，抬起头来：“这条路，我们走到头了。但路还会继续长。”小海也把自己那碗粥端起来，学着她的样子喝了一口：“那以后的路，谁来走？”春说：“以后的事，以后的人会走。我们只要把路留下就行。”
那天晚上，院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没有谁在等什么，只是在亮着。夜风穿过院子，从井台边绕了一圈，又从老槐树底下穿出去，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带来了很远地方的信息，又带走了院子里的许多声音。春把洗完的碗叠好放回碗架上，张一狂坐在门口的石阶上。他不坐门槛，只坐台阶；门是开着的，风能进来，屋里屋外连成一片，暖暖的。他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刻意听什么，就是坐着。小海在屋里写作业，铅笔划过纸面，沙沙的，像春天的第一场雨，不大，但落在了所有该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