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勤的脸色变了。
不是愤怒，也不是惊惶，而是一种从骨子里往外渗的寒意。
他在朝堂浸淫二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犯忌讳的话没听过。
但赵宁刚才那番话，字字句句往下砸，砸得他脊背发凉。
“这个位子就该让给做得好的人。”
这句话还在屋子里回荡着。
陈以勤下意识往门口看了一眼。
门关着，外头没有人影。
院子里的麻雀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只剩日光铺了满地，照得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一动不动。
“云甫。”
陈以勤的声音哑了半拍，“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赵宁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搁下来。
“我知道。”
“你这话要是传出去——”
“传出去又怎样？”
赵宁抬眼看他，目光平静得不像是在讨论足以诛九族的话题，“逸甫兄，你觉得我是在说谋反的话？”
陈以勤没接茬。
他不敢接。
赵宁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以勤。
窗外的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地砖上，像一道歪歪斜斜的墨迹。
“我给你讲个故事。”
陈以勤没有拦他。
“东晋末年，司马德宗继位。”
“这位皇帝，生下来就是个痴儿，连冬夏都分不清，饿了不知道喊饿，冷了不知道加衣裳。但他是嫡长子，按规矩，皇位就得传给他。”
陈以勤的指尖在膝盖上摩挲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这段史。
安帝司马德宗，晋室最窝囊的一个皇帝，活得像具行尸走肉，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让刘裕一杯毒酒送上了路。
“结果呢？”
赵宁转过身，“桓玄篡位，刘裕起兵，天下大乱。东晋亡了，南北分裂，五胡入中原，衣冠南渡——汉人的脊梁骨被踩在马蹄底下，踩了多少年？”
陈以勤的喉结动了一下，没说话。
“再往前看。”
赵宁回到桌前，手指点了点桌面，“秦二世胡亥，扶苏该继位，赵高李斯矫诏，把个混账东西推上去了。结果呢？始皇帝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二世而亡。”
“这些跟你今天说的事——”
“怎么没关系？”
赵宁打断他，“逸甫兄，你想想，这些亡国之祸，根子在哪儿？”
陈以勤张了张嘴。
赵宁没等他回答：“根子就在一个字——私。皇帝觉得天下是他一家的，大臣觉得官位是他一族的，士绅觉得田地是他一姓的。上上下下，人人都在盘算自己那点家当，谁管天下苍生的死活？”
陈以勤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他活了五十多岁，在翰林院读了半辈子书，经史子集翻来覆去嚼了多少遍。
但从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把那些他烂熟于心的典故，串成这么一根刺人的线。
因为赵宁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东晋亡于内耗，五胡乱华，根子是皇室无能、门阀自私。
秦二世亡国，根子是权臣弄权、继承失序。
这些道理，史书上白纸黑字写着，读书人人人都念过，但念归念，没人敢往深处想。
往深处想，就会碰到那个最要命的问题——
天下到底是谁的？
“云甫。”
陈以勤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见。”
赵宁看了他一眼，嘴角勾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了然。
“逸甫兄，你不是没听见，你是不敢听见。”
陈以勤的手指攥住了扶手。
屋子里安静了半晌。
日光从窗棂移到了桌角，落在那摞文册的边缘，像镀了一层薄薄的金。
赵宁忽然念了一句：“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陈以勤抬起头。
“望西都，意踌躇。”
赵宁的声音不高，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窗外那棵老槐树说话，“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陈以勤的手松开了扶手。
这首曲子他知道。
元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他年轻时在翰林院抄书，抄到过这首，当时只觉得词句苍凉，并没有往心里去。
但此刻赵宁念出来，味道全变了。
“兴，百姓苦。”
赵宁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陈以勤脸上，一字一字地往下念，“亡，百姓苦。”
最后这四个字砸下来，像石头扔进深潭，没有水花，只有闷响。
陈以勤坐在那里，半天没动弹。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八个字，把两千年的帝王将相、兴衰更替，剥得精光。
王朝兴盛的时候，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苦的是百姓。
王朝灭亡的时候，兵荒马乱、饿殍遍野，苦的还是百姓。
坐在龙椅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秦到汉，从唐到宋，从蒙元到大明。
老百姓呢？
永远是那群扛锄头的、推磨盘的、交皇粮的、服徭役的。
换了谁当皇帝，他们该种地还是种地，该挨饿还是挨饿。
“你到底想说什么？”
陈以勤的声音沙哑。
赵宁没有马上回答。
他走回桌前，把那份课程框架拿起来，展开铺在陈以勤面前。
“我想说的很简单。”
赵宁的手指按在“启蒙”两个字上，“与其花心思琢磨怎么把老百姓蒙在鼓里，不如花心思让他们站起来。”
他的手指往下移，划过“通识”、“分科”，最后停在纸张的末尾。
“一个国家的根基，不是皇帝坐得稳不稳，不是大臣够不够听话。是底下的老百姓，有没有饭吃，有没有书念，有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保护自己。”
陈以勤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瞳孔里映着赵宁写下的那些字迹——六岁到八岁启蒙，九岁到十二岁通识，十三到十五岁分科。每一个阶段都标注了课程内容：识字、算学、律法、格物、体德。
这哪里是一份课程方案。
这是一张蓝图。
一张要把整个大明从根子上翻过来的蓝图。
“三百万两白银。”
陈以勤的声音干涩，“每年三百万两，光启蒙这一段。”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赵宁把茶盏推到他跟前，“你只管一件事——把课程定下来，把教材编出来，把师资的路子趟开。”
陈以勤没去碰那盏茶。
他盯着赵宁的眼睛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一个陌生人。
他在赵宁身边待了这么多年。
从浙江修河堤那会儿，到抗倭、到入阁、到九边、到一条鞭法。
每一步他都看在眼里，每一步都觉得这个人胆子够大、手段够狠。
但今天，他才发现自己低估了赵宁。
不是低估了他的胆量，是低估了他的野心。
不对，不是野心。
陈以勤在心里把这个词否了。
赵宁要是有野心，大可以趁着托孤的权柄，把朝政握在手里，做一个权倾天下的霸臣。
他不需要费这个力气去搞什么全民教育、什么新六部考核。
这个人图的不是自己的权位。
他图的是——
陈以勤没敢往下想。
因为往下想，就会碰到一个让他浑身发冷的结论：赵宁图的，是把这个天下，从帝王将相的手里，交还给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