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过推门进来的时候，沈清宴抬头打量了他一眼。这人约莫五十岁上下的年纪，中等身材，面容清瘦，穿着一件半旧的青灰色麻布袍，腰间系着一条素色布带，通身上下没有任何金银饰物。他的头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着，鬓边已有些灰白，但那双眼睛却分外明亮锐利，进门时目光迅速扫了一圈室内，然后落在沈清宴身上，停了一瞬。
“这位便是说想与老朽聊聊的公子？”王过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股常年走南闯北的沉稳气度。他没有行礼，但语气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尊重，既不谄媚也不倨傲。
沈清宴朝他抬了抬手：“王先生请坐。茶已经沏好了。”
王过在对面落座，没有急着端茶，而是先隔着桌子看了沈清宴片刻。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得出来对面这个年轻人的气度与寻常人不同，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心里有数面上却不露，只是端起茶杯来啜了一口，等着对方先开口。
沈清宴没有兜圈子：“姚大人跟先生提过朕的身份了？”
王过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顿了一下，“朕”这个自称让他很是惊讶，他放下茶杯，欠了欠身，语气比方才恭敬了几分：“姚大人只说有位贵人想见老朽，未曾详述身份。如今贵人自陈，老朽失礼了。”
“不必多礼。今日请你来，是有几件事想请教。”沈清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家常，“朕听说王先生在商海沉浮三十年，见过各行各业起起落落。朕想问先生一件事——以先生之见，朝廷如今最大的财政问题出在哪儿？”
王过没有立刻回答。他垂下眼，像是在认真思索，过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老朽斗胆直言了。朝廷最大的问题，是收税的路子太窄。赋税来源几乎全靠田亩和人丁，商税微乎其微，以至于朝廷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当年收成好坏。丰年还好，荒年便捉襟见肘。而天下的财富——老朽说句不客气的话——至少有四成不在田里，在城里、在路上、在各处市肆货栈之间流着。朝廷收不到这笔钱的税，就等于每年都有四成的民脂民膏从指缝间漏走了。”
沈清宴端着茶杯，静静听着。王过说的这话和他心里想的不谋而合。唐代的税收制度经过数百年演变，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租庸调”为核心的体系，这套体系针对的是自耕农和土地，但对于日益繁荣的工商业交易，征收的手段和力度都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大量商业财富游离于国家税赋体系之外，这是大唐财政最大的结构性隐患。
“若是由先生来设计这套商税制度，”沈清宴放下茶杯，“先生会怎么做？”
王过抬眼看了沈清宴一眼。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语速不快不慢，条理清晰：“老朽以为，商税不可一概而论。行商与坐商不同，大宗交易与小本买卖不同，本地交易与跨州贩运也不同。若是一刀切地收税，要么收得太重把商贾逼走，要么收得太轻形同虚设。”
他伸出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三下：“老朽以为可分三类来定。第一类，坐商。也就是在城中有固定店铺、常年经营的商贾。这些人有固定铺面、有存货、有往来账目，收税最易。可按店铺规模、销售额估算税额，每季一征。第二类，行商。也就是走南闯北贩运货物的商帮。他们无固定店铺，货物在哪里卖就在哪里交税，适合在关津要道设卡收取过税，按货物价值抽成。第三类，大宗交易——粮、盐、铁、茶、绢帛这些大批量流通的物资。这一类体量大、利润高，可以设定专门税率，按每批交易的数额计征。”
沈清宴听完，微微点了点头。王过的思路和他预想的差不多，但比他想象得更细致。他将这三类税制在心里过了一遍，又追问道：“那先生以为，这三类税各征几何，既不伤了商贾的元气，又能让国库真正受益？”
王过想了想，道：“坐商之税，可定在利润的一成到一成半之间，看规模大小浮动。行商之过税，每值百钱抽两钱，算是合理。大宗交易再略高些——每百钱抽三钱。老朽粗略估算过，若是这三类商税全部铺开实施，朝廷每年的商税收入大约可达到田赋的三成左右。”
三成。沈清宴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若是商税能占到田赋的三成，国库每年的进项就能比现在多出一大截来。这笔钱可以用来修路、兴修水利、储备军粮、赈济灾荒，也可以在不增加田赋的前提下让朝廷有更多余力做长远规划。
“先生方才说的这些，”沈清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若是由你来主理此事，你愿意吗？”
王过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他抬眼看着沈清宴，目光里带着审视，沈清宴也不催他，就那样静静地等着。过了好一会儿，王过才开口，声音比方才低了些：“陛下是想让老朽入朝为官？”
“不入朝也可以。朕可以给你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不占朝堂名分，不参与朝会，只在朕需要的时候随时入宫面议。你依然是平民身份，依然是商贾之身，但你替朕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以朝廷的名义颁布下去。”
王过沉默了。他放下茶杯，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垂着眼像是在仔细权衡。沈清宴看得出他在盘算——盘算这件事的利益与风险、可能的回报与可能的后果。对于一个在商海中沉浮了三十年的老手而言，这样的决定不能轻易做。
“陛下，”王过终于抬起头来，语气里带着一种少见的郑重，“老朽斗胆问一句——陛下为何找老朽？朝中能臣不少，姚大人、张大人、卢大人，哪一个都比老朽一个商贾更适合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