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宗还是相当嗜爱甜食的。
据他私人厨师回忆，穗宗非常爱吃各种甜馅饼、甜点心、冰淇淋、糖煮水果等等，亦或是酸甜口的菜如甜菜汤。
虽然他评价可乐不如苏联的格瓦斯好喝，但当时品尝百事可乐时可是接连喝了好几杯，很难让人怀疑这是口不应心。
而当穗宗品尝到第一口时，便瞬间喜欢这略带酸味刺激的甜润口感。
一连灌了几瓶尝了不同味道后，这才打了个浅浅的饱嗝，并心满意足地微微颔首：
“嗯，味道还算不错，勉强对我的口味。”
“对了，朱可夫元帅知道这批可乐的消息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快送些不同口味给他品鉴。”
如果真要选一个苏联高层最强的可乐品鉴大师的话，朱可夫元帅是毫无疑问的最强人选。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可以说是最强的元帅，朱可夫除了“无处不在的救火队员”这一特征外，还有他那坚韧恐怖的精力让人望尘莫及。
常规情况下，大规模作战极其消耗人精力：502大规模作战期间7天7夜没合眼，最后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当场累倒在地；101也是累得长期瘫倒在担架上休息，最后静养疗伤；彭总也是因为伤病原因，朝鲜战争期间于52年4月回国治病由旅长接班。
但朱可夫元帅整整持续指挥大规模兵团4年之久，并且最高峰时期指挥兵力达百万乃至200万人左右，依旧精神矍铄。
不过虽然他的精力确实过人，但也要些排解方式放松精神，而斯拉夫民族的解压方式，要么是甜食要么是酒。
朱可夫作为最高指挥官，自然不允许自己成为一名酒蒙子延误战机，所以只能选择甜食。而在在接触到可口可乐后，朱可夫仅仅是尝试一次便不可救药地爱上并用来缓解压力，战况最焦灼的时候，一天甚至能喝12瓶可乐。
哪怕是战争结束后，朱可夫依旧对可乐深深上瘾，一天一瓶成为他的标配。而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战争，导致他不得不定制一批透明的可口可乐伪装成伏特加送过来。
虽然这种方法堵住了外人的嘴，但总归是有些风险。要是能用他们阵营的可乐来规避这个风险的话，那就再好不过。
许久过后，克格勃的特工传来消息：
“朱可夫元帅在品尝完5款之后，都觉得特别满意，并且希望每个星期都能给他送20瓶以上。”
“很好！”
穗宗满意地点点头，随后看着层层递交上来的维尔科夫的报告，眉头微挑：
“哦，这个红星可乐的发明者，居然还是个不到13岁的孩子？”
“不仅前段时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汽轮机，而且氧气吹炉顶等一系列先进工艺也都是他想出来的，甚至整个过程间隔都不到半年？”
“啧，这重工业天才的评价还真没有夸张啊，要是他是斯拉夫人就好了。”
“想办法鼓励并引导他多多耕耘轻工业，并埋没他重工业方面的天赋。这样既能改善我们国内的情况，又能少一个威胁？嗯，这个想法相当不错！”
穗宗满意地点点头。
目前苏联轻工业的状况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1954年初，苏联国内民生凋敝，商店货架空荡，连保温瓶都是稀罕物。为了顺应民意，穗宗甚至在今年3月还不得不表态要加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不过就在这个月（12月），他又回归传统的重工业论，并且认为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主要是穗宗的死敌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提高民生，而穗宗周围的支持者都是军工、重工业集团的人员，所以为了联合周围人打败死敌，他只能优先发展重工业。
其次当时是冷战最紧张的时刻，美苏都在进行军备竞赛，所以穗宗认为重工业稍稍落后的话，搞不好国家都会灭亡。
再加上重工业的利润也高：
二战期间生产一支莫辛甘纳步枪的成本约17美元，而目前这种二手的步枪要是能卖到中国国内，还能卖个上百元以上（此时1RMB≈0.5美元），利润可谓是翻好几倍。
别说一箱小甜水，就算是200瓶所谓的红星可乐，利润还不如一把二手且过时的莫辛甘纳步枪的利润高，因此穗宗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轻工业都毫无前途。
“对，让中国的天才研究轻工业，最好让中国也变成轻工业大国。”
“而他们轻工业赚取的利润再被我们用重工业收割回来，简直是一箭双雕啊！”
想到这，穗宗连忙打电话下达命令：
“喂，是贸易部的同志吗？我需要你们马上联系我们国内那些百货商店的经理们，告诉他们这段时间多多向我国居民推销来自中国的商品，尤其是中国的可乐。”
“甚至可以透露给他们，哪怕是白宫高层的领导也特别喜欢这种中国的可乐，以此来作为宣传。”
“另外一旦中国商品的销量上升的话，便立刻通知中方人员，让他们赶紧调拨商品过来补充，并且暗示他们我们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轻工业商品，明白吗？”
“明白！”
仅仅是第二天中午，原本在大使馆内照常工作的中国大使，突然收到接踵而来的电报甚至电话：
“你好中国同志，我是苏联工人供应处商店的经理，请问你手上还有可调配的红星可乐额度吗？有的，那太好了，先给我送20万瓶过来！”
“中国同志，我是塞萨利亚商务部的同志，我想向您申请调配一些中国物资过来，尤其是红星可乐，先来个30万瓶吧。什么叫别人要抢？他们付了定金吗？没有的话我们先付定金再说！”
“我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商务部的......”
这时候苏联总共有15个加盟国，各个加盟国分属不同的供应系统，包括国营商店、合作社商店、特殊商店等等，所以仅仅不到半个小时，大使馆的负责人员就直接收到了十几通电话，还有20多封电报，并且后续通话申请依旧络绎不绝。
在难得获得喘息的机会后，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忙拨通到国内的电话，焦急地汇报情况：
“廖部长，咱们前段时间是不是推出了什么红星可乐？”
“快快快，先往苏联这里调拨100万瓶再说，至少100万瓶，不然他们能把我活撕了！实在不行再丢点中国物资来应应急也行啊。”
“哦，我的朋友，你们不要直接闯入啊，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商量，正在向我们的领导索要可乐额度，你们稍等，我们马上为你们调度......”
“廖部长，救急如救火啊！这帮人都堵到咱们大使馆门口了，您快来丢个几百万可乐过来救急呀！”
廖部长：“？！！！”
“什么鬼？”
第一批可乐发过去的时候，可是足足10万瓶啊！
当时国内高层最乐观的估计，也是至少一个月内才能卖完这些。
结果你告诉我这才到的第二天就没了？
但听着话筒里他下属那种哦吼吼的惨叫声和陪笑声，廖部长确认自己没听错的同时，后悔得猛地一拍大腿：
“靠，当初就该听小林的呀！”
在小甜水厂建立之后，林言不仅准备扩招甜水厂的工人，把常备的20多名工人增加到60多人，按三班倒模式上班。
而且还向部里打报告，要求山海关汽水厂以及北冰洋汽水厂把他们厂里稍微闲置的机器和设备全都拉过来先应应急，等到苏联新的汽水生产线送过来时再还给他们。
三班倒的模式当时就已经遭到许多人反对，不仅是廖部长委派的厂长和书记，甚至外贸部许多高层在听到这个建议后，都觉得太过荒诞：
这么多的小甜水，万一砸在手里的话，那得损失多少家当啊？
不过在林言的力排众议下，廖部长还是允许林言坚持第一个方案。
但第二个方案直接是束之高阁，不仅是高层觉得疯狂，北冰洋汽水厂和山海关汽水厂的领导们更是不可思议地同时怒不可遏：
我靠，我们生产这么多年的汽水，卖到苏联那边也是滞销积压，你一个新款饮料，凭什么就说直接能打开苏联市场？
你开玩笑呢？！
廖部长见这么多人反对，且己方也没有实例来证明，所以他不好独断专行，暂时否决了林言的二号提议。
结果现在想起之前的决策，廖部长只能一边得狂抽大腿，一边打电话呼叫林言：
“喂，小林，我这里需要至少200万瓶的可乐，并且尽量在一个月之内交付。你现在那里还有多少库存？如果再加班加点，大概多长时间能搞定？”
“啥？三班倒模式已经连轴转了，到现在库存只有5万瓶，并且因为机器的缘故，每日生产上限只有8000瓶？”
廖部长的眼神瞬间失去高光。
现在的他恨不得穿越十几天前，狠狠地往自己脸上抽大嘴巴子：
钱！都是钱！
他奶奶的，自己当时怎么这么蠢呢？这可都是属于他们的小钱钱啊！就这么被错过了？
我真该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