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退耕还林款
李国良被调走之后，我以为农林办的账本总算可以阖上盖棺了。但我忘了，账本这种东西就像恐怖片里的反派——你以为他死了，他总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拍你肩膀。
王大姐这次没来找我。她自己来了。不是来送材料，是来送人。她领着一个老头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老头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攥得指节发白，像那张纸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陆镇长，这位是柳树沟的刘大爷。他有件事想跟您反映。”
我站起来，给刘大爷倒了一杯茶。他接过茶杯，没喝，把那张纸展开，颤颤巍巍地放在我桌上。
“陆镇长，您看看这个。我家的退耕还林款，三年没发下来了。”
我拿起那张纸，是一份《退耕还林合同书》，上面写着刘大爷家有三亩坡地，2005年纳入退耕还林范围，每年每亩补助一百二十元。三亩地，一年三百六，三年一千零八十块。对城里人来说，不够一顿饭钱。但对刘大爷来说，可能是半年的药费。
“刘大爷，您别急。我去查一下。”
我拿起电话，打给林业站。陈德明接的。
“陈站长，柳树沟刘大爷家的退耕还林款，三年没发了。您帮我查查，是什么原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陆镇长，这个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您有空来一趟林业站吧。”
我挂了电话，让王大姐先送刘大爷回去，自己去了林业站。陈德明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看到我进来，关上门，又从里面反锁了。
“陈站长，您这是干什么？”
“陆镇长，您坐下。我跟您慢慢说。”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像是在压惊。
“退耕还林款的事，不是刘大爷一家的。全镇有三十多户，三年的款都没发。总额大概十来万。”
“十来万？为什么没发？县里的资金没拨下来？”
“拨了。每年都拨了。”陈德明放下茶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账本，翻开，“您看，这是县林业局每年的拨款记录。三年加起来，十三万八千。但农林办转给我们的，只有五万二。剩下的八万六，不知道去哪了。”
我接过账本，一页一页地翻。县里的拨款记录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有文件号、有金额、有拨款日期。但农林办的转账记录，只有三笔，金额加起来五万二。剩下的八万六，在账面上消失了。
“陈站长，这些钱，您跟农林办反映过吗？”
“反映过。以前跟李主任反映，他说‘知道了’，没下文。后来李主任调走了，我跟王大姐说，她说‘账上没钱’。钱去哪了？她不说，我也不好问。”
我把账本合上，点了一根烟。又是李国良。又是农林办。又是十几万的窟窿。白条的事刚翻篇，退耕还林款又冒了出来。这就像打地鼠——你按下这只，那只又冒出来，永远没个完。
“陈站长，这件事您先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去查。”
“陆镇长，您要小心。退耕还林款的事，比白条更敏感。白条动的是李国良一个人，退耕还林款动的是老百姓的口袋。谁动了这笔钱，老百姓就会跟他拼命。”
我掐灭烟，站起来。“陈站长，您放心。我不会让老百姓拼命。”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把林业站的账本和农林办的转账记录对照着看了一下午。八万六的缺口，不是一笔转走的，是分了好几年、好几笔。每一笔都有签字，签字的都是同一个人——李国良。但钱转到了哪里？账面上没有记录。农林办的账本就像一本天书，只写“付退耕还林款”，不说付给了谁。
我给王大姐打了个电话，让她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大姐，退耕还林款的事，您知道多少？”
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小学生。“陆镇长，我知道您会问。我不敢说，是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李主任。他虽然调走了，但他在县里还有关系。我一个小办事员，得罪不起。”
“王大姐，您不用怕。李主任的事，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只要跟我说实话，我不会让任何人动您。”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银行账号。
“这些钱，都转到了这个账号上。账号的主人，是李主任的小舅子。”
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那个账号。“您怎么知道的？”
“李主任有一次喝醉了，跟农林办的小张说的。小张告诉了我。我去银行查过，这个账号是李主任小舅子的名字。”
“小舅子叫什么？”
“赵国强。在县城开了一家农资店。”
我点了点头，把纸条收进口袋。“王大姐，您回去正常工作。这件事，我来处理。”
她走了。我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李国良的小舅子，赵国强，农资店。退耕还林款转到了他的账上——名义上可能是“采购物资”，但实际上那些物资有没有送到老百姓手里？没有。刘大爷的钱三年没发，就是一个铁证。
我需要实锤。
第二天，我请了假，换了一身便装，去了县城。赵国强的农资店在县城东郊，店面不大，门口堆着几袋化肥和几箱农药。我走进去的时候，赵国强正在柜台后面算账。他四十来岁，胖乎乎的，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弥勒佛的笑容背后，是八万六的退耕还林款。
“老板，这复合肥怎么卖？”
“一百八一袋。你要多少？”
“先来一袋试试。”我掏出两百块钱，递给他。他找了我二十，然后从后面扛了一袋化肥出来。
“老板，你这店开了多久了？”
“六七年了。”
“生意怎么样？”
“还行。勉强度日。”他笑了笑，但笑容里没有温度。
我扛着化肥走出店门，把化肥放在摩托车后座上，然后掏出手机，拍下了店门口的招牌和门牌号。接着，我去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想跟这家店合作”的名义，查了赵国强的注册信息和银行账户。工商注册信息显示，这家店是五年前注册的，法人代表赵国强。银行账户信息我不能直接查，但我有一个办法——让王大姐去银行拉流水。她是农林办的会计，以“对账”的名义，可以查到那笔钱的去向。
回到镇上，我找到王大姐，把银行账号给她，让她去银行拉流水。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第二天，她拿着一沓银行流水单来到我办公室。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三年里，农林办分六次向这个账号转了八万六。每次转账的备注栏里，都写着“退耕还林物资款”。
“王大姐，这些物资，有没有入库记录？”
“没有。我问过仓库，他们说没收到过这批物资。”
“也就是说，钱转出去了，但物资没进过仓库。”
“对。”
我点了一根烟，盯着那沓流水单。铁证如山。李国良把退耕还林款转到了小舅子的账上，名义上是“采购物资”，实际上那些物资根本没买。八万六，进了他小舅子的口袋。至于他小舅子分了多少给他，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
“王大姐，这些材料，我先拿着。您回去正常工作，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陆镇长，您这次要怎么办？还像上次那样找李主任谈？”
“不。这次不谈了。”
上次我给了李国良机会，他补上了账面的窟窿，但把白条藏了起来。这次我不给他机会了。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这笔钱，不是他补上就能了事的。
我带着那沓流水单，又去找了孙德明。他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
“小陆，这次你打算怎么办？”
“报给县纪委。”
孙德明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
“上次李国良的事，赵书记让你把刀给他。这次你还给他？”
“不。这次我自己扔。”
孙德明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想清楚了？这次是退耕还林款，不是白条。白条是账目问题，退耕还林款是民生问题。你报上去，李国良就不是平调了，是坐牢。”
“孙书记，他坐不坐牢，是法院的事。但老百姓的钱，不能在他小舅子口袋里。”
孙德明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
“你去吧。有什么事，镇里扛着。”
我把材料整理成了一份正式的报告，附上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王大姐的证言，还有刘大爷的那张合同书。然后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县纪委。
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周的室主任，四十多岁，看起来很严肃。他看了我的材料，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材料留下。我们会调查。”
“周主任，大概要多久？”
“不好说。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三个月。”
“能不能快一点？老百姓等这笔钱等了三年了。”
周主任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走出纪委的大门，我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这笔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回来。但至少，它被看见了，被记住了，被纳入了调查的范围。
我没有跟他说话。说什么？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是废话。说“你活该”？那是落井下石。说“你好好改造”？那是假慈悲。我什么都没说，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回头。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退耕还林款，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李国良的小舅子。王大姐说怕，我说不用怕。陈德明说这是民生问题。孙书记说，你报上去，李国良就是坐牢。我说，老百姓的钱不能在他小舅子口袋里。”
我合上笔记本，点了一根烟。窗外有虫鸣，有风声，有远处传来的狗叫。我想起刘大爷攥着合同书的手，指节发白，那张纸是他最后的稻草。现在，稻草变成了绳子，把李国良捆住了。但刘大爷的钱，还没回来。希望纪委能快一点。老百姓等不起。
一年后，李国良被判了刑。不是因为我那份材料，是因为县纪委在调查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退耕还林款只是一个引子，引出了他在农林办任职期间的一系列贪腐行为。他被带走的那天，我去县城办事，正好在县委大院门口看到了他。他被两个人架着，低着头，头发白了很多。我想起他第一次见我时那副热情的样子，想起他说“小陆，你坐坐坐”，想起他说“钱是国家的，你操什么心”。那时候他是县农业局的科长，白白胖胖，说话慢条斯理。现在他瘦了一圈，脸上的肉松了，眼袋像两个水袋挂在脸上，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第一百一十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