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一章我出面谈判
马德胜的工资发下去之后，我以为堵门的事就算翻篇了。但我忘了一件事——马德胜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村的代表。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是柳树沟所有被欠薪的农民工。他只拿到了他儿子的八千四，但其他人呢？其他十几个人的工资，还在天上飞。
果然，第二天一早，镇政府的大门又被堵了。
这次带头的不是马德胜，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姓吴，大家都叫她吴婶。她的嗓门比马德胜还大，像是装了扩音器，而且她不坐地上——她搬了一把折叠椅，端端正正地坐在大门口，面前还摆了一杯茶。那杯茶不知道是谁给她倒的，但我注意到保安老张的眼神躲躲闪闪，八成是他干的。老张这个人，平时看大门挺凶，见了老太太就腿软。
“陆镇长来了！”有人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像十几把飞刀。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在吴婶面前蹲下来。
“吴婶，您这是……”
“小陆，你不用说了。”她端起茶杯，优雅地抿了一口，那姿态像在参加贵妇下午茶，可惜背景是镇政府斑驳的铁门，“我们今天来，不是闹事。是要钱。水利局的钱你帮马德胜要到了，我们的呢？我儿子在工地上搬了三个月砖，一分钱没拿到。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就把这把椅子搬到你家门口去。”
我回头瞪了老张一眼。老张假装在看天上的云。
“吴婶，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吴大军。”
“吴大军？是不是去年在镇上开拖拉机把人家墙撞了那个？”
吴婶的脸一下子红了。“那是我儿子！但那是意外！墙修好了！赔钱了！你翻旧账是什么意思？”
“不是翻旧账。我是想说，您儿子开拖拉机不行，但搬砖应该没问题。他搬了三个月砖，工资是多少？”
“一万二。”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马德胜的八千四，加上吴大军的万二，再加上其他人的，总共大概七万块。县水利局已经拿了八万，刚好够。但问题是，那八万里有五千多被马德胜的儿子多领了？不，等一下——马德胜儿子的工资是八千四，不是从水利局的八万里出的?脑子有点乱。我站起来，点了一根烟，让自己冷静一下。
“吴婶，您给我三天时间。”
“又是三天？你上次说三天，钱是到了，但只到了马德胜家的！我们家呢？”
“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亲自盯着，把钱发到每个人手里。”
吴婶放下茶杯，看着我。“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您要是不信，让老张作证。”
老张被点了名，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硬着头皮走过来，干咳了一声。“吴婶，陆镇长说话算话。上次假种子的事、化肥的事，哪一件没办成？”
吴婶犹豫了一下，站起来，把折叠椅收好。
“行。三天。三天后我要是拿不到钱，我不仅堵门，我还要去你家吃饭。顿顿去。”
人群散了。我站在门口，把那根烟抽完。老张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陆镇长，那个……折叠椅，要不要没收？”
“收什么收？她下次来还要用。你帮她保管好，别弄丢了。”
老张的表情像吃了半条活蚯蚓。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算账。县水利局的八万块，给了马德胜八千四，还剩七万一千六。柳树沟被欠薪的农民工一共十三个人，欠薪总额七万二，还差四十块。四十块，我自己掏。但问题是，那七万一千六怎么发？每个人欠多少？我手里没有名单。
我拿起电话打给赵卫东。赵卫东是水利站的，柳树沟的灌溉渠工程是他监管的，他应该有记录。
“赵站长，柳树沟工程被欠薪的农民工名单，您有吗？”
“有。在我办公桌抽屉里。我发您。”
十分钟后，名单到了。十三个名字，十三个金额，加起来七万二。多出来的四十块，我让周大姐从财务的“杂项支出”里挤一挤。周大姐问我“杂项支出”是什么，我说“就是不知道花在哪里的钱”。她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批了。
钱凑齐了，接下来是发钱的问题。我不能把钱交给村干部代发——万一中间有人截留，老百姓还是会堵门。我得亲自发，一个人一个人地发，当场签字按手印，把钱递到他们手上。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周大姐和那摞现金，去了柳树沟。村委会的院子里，十三个被欠薪的农民工已经等着了，吴婶坐在第一排，旁边放着她那把折叠椅。我把名单摊在桌上，一个一个地念名字。
“吴大军。”
吴婶的儿子站起来，是个壮实的小伙子，皮肤晒得黝黑。他走到桌前，签了字，按了手印。我把一沓钱递给他——一万二，厚厚一摞。他接过钱，手在抖。
“陆镇长，谢谢您。”
“别谢我。谢你妈。她堵门的姿势很标准。”
吴婶在后面笑了，笑得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念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名单上写着“张德胜，六千”，但钱不够了。我算了一下，少了六百块。周大姐的脸一下子白了。“陆镇长，是不是我数错了？”我让她重新数了一遍，没错。
“张德胜是谁？”
一个瘦小的男人站起来，怯生生地举手。“是我。”
“你被欠了多少？”
“六千。但我听说，只有五千四？”
我愣了一下。“谁说的？”
“马德胜说的。他说水利局只拨了八万，分给我们这些人，到我这里可能只剩五千四了。”
我转过头，在人群里寻找马德胜。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像一只被当场抓住的偷鸡贼。
“马大叔，您出来。”
他磨磨蹭蹭地走过来，脸涨得通红。
“马大叔，您儿子领了八千四。您知不知道，八千四里有一千二是别人的？”
他低着头，不说话。
“您是不是以为，水利局的钱是专门给您儿子的？”
他摇了摇头。
“那您为什么跟张德胜说，到他这里只剩五千四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陆镇长，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水利局的钱是先到先得，我怕比别人拿得少，就……就催你早点发。我不是想多拿。”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不是贪，他是怕。怕自己吃亏，怕别人拿得比他多。这种怕，在农村很常见——不是坏人，是被穷怕了的人。
“马大叔，您儿子多拿的一千二，您能退出来吗？”
他咬了咬牙。“能。我退。”
第二天，马德胜把一千二送到了我办公室。我把钱加到张德胜的六千块里，亲手递给了他。他接过钱的时候，眼泪掉了下来，砸在钞票上，啪啪作响。
“陆镇长，我……我以为我这钱拿不回来了。”
“拿得回来。只要我在平川镇一天，老百姓的辛苦钱，就一分都不会少。”
晚上，我回到宿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笔记本，写下了几行字：“吴婶带人堵门。我出面谈判，条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马德胜多领了一千二，退了。张德胜拿到钱哭了。吴婶说下次请我吃饭。我说不用，您那把折叠椅借我用两天就行。”
合上笔记本，我点了一根烟。谈判这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关键是找到对方真正想要的东西。吴婶想要钱，马德胜想要安全感，张德胜想要公平。钱好给，安全感难给，公平更难给。但再难，也得给。因为不给，下次堵门的就不是折叠椅了，是挖掘机。
（第一百三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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