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章有人扬言“弄死他”
第三封信送来的时候，我正在招待所办公室核郑德明老婆那笔“咨询费”的银行流水。前台老刘敲门进来，手里多了一个信封，眼睛没往信封上看，只是把信放在桌角，说了句“放前台了，还是没署名，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后关上门走了。信封捏在手里，比前两次厚，里面像是折叠了多层纸。拆开之后，没有纸条，没有手写体，是一张打印纸，白底黑字，四号宋体，干净得没有任何笔迹可追——上面写着：“下次就不是车了。”
我看了三遍。不是手写体，没有笔迹可以比对，没有任何能追溯到具体人的痕迹。前两封是敲打，第三封是亮刀，这一封是实质性的警告——从“再查会有人动你”，变成了“你的车已经被人动过了，下一次，动的就不是车了”。
我把那张纸平放在桌上，拍了照片发给刘刚。他很快回了电话：“打印纸，查不出来源。但这封信的送达方式和前两封一样，说明是同一条线的人在操作。他们正在升级手段——从警告到威胁，从威胁到实际行动。如果在车上动手脚，下一次就可能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常走的路上。”
“监控能查到送信的人吗？”
“老刘说那人放了信就走，没多停，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招待所门口的监控拍到了一个人影，但画面模糊，无法确认身份。我已经把那段视频送到技术科处理，但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挂了电话，把那封信折好，放进了之前两封放在一起的抽屉里。三封信，三种语气，同一条线索：有人在盯着我，正在逐步推进。
当天下午，我去县城东街的修车铺取摩托车。修车师傅姓陈，五十多岁，在县城干了二十多年，换过轮胎、补过气门芯，是那种话不多、手很稳的人。他正在焊一辆三轮车的后架，看到我进来就放下了手里的焊枪：“陆主任，您那车我检查过了，前轮气门芯被人拧松，后轮胎扎了一枚钉子，不是自己扎的，是有人故意往胎面上钉进去的。这种钉子不长，但正好能扎透，不是偶然。”
我看着他：“陈师傅，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您能帮我留下证据吗？”
他没有接话，转身回到摩托车旁边，蹲下，指着胎面上的痕迹：“要是再有人动你的车，我会看一眼。但你要保证，别让他们动你。”
那几天，关于我的各种议论还在持续发酵，语气也在慢慢变化。最初人们说的是“陆浩明把林国良弄下去了”，后来变成“他还要继续查”，再后来变成“听说有人要整他”。议论的内容开始从案件本身转向我这个人——不是“案子会怎么发展”，而是“陆浩明会怎么样”。
晚上我骑摩托车回招待所时，路过县城中心广场，看到路边有几个下棋的人聚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对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几个人一起笑了。笑声不大，但能听出其中的意味。
第二天上午，我去县委大院送材料，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位平时打过几次交道的部门负责人。他看到我迎面走来，目光短暂地交汇了一瞬，随即低头整理手里的文件夹，侧身避让到走廊的右侧，让我先过去。没有打招呼，没有点头。我走了过去，没有回头。
那些目光和低声议论，正在向一个更明确的方向汇聚——有人想让事情从“你查了不该查的东西”升级为“如果继续，你就不再只是被议论的对象”。
当天中午，赵琳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说她爸已经跟她提过威胁信的事，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暂时停一停调查，回清江待几天。我回复她：“赵琳，案子还没结，我不能走。”她很快又回了一条：“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那些等你查完的人着想。你要是出事了，谁替他们把案子查完？”我没有再回复。
下午，我收到了赵国栋的办公室电话：“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到了三楼，赵国栋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他看着我，指了一下对面的椅子：“你把那三封信的内容再跟我说一遍，从头到尾，不省略。”
我把三封信的内容一一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他没有马上说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配枪申请我批了。你带身份证、工作证、两张一寸照片，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填表。他们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赵书记，如果明天就有人真的动手，我申请枪也来不及了。”
“所以今天之内把手续办完。”
走出赵国栋办公室时，天色已经开始暗了。我骑着摩托车先去照相馆拍了两张一寸照片，又去了一趟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填了表，签了字，按了手印。办完之后，我站在县公安局门口的路灯下，点了一根烟。
（第二百八十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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