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镇所辖的边境地区，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塞外的河流顺着山势南下，穿过长城流入内地，这些河道往往成了蒙古骑兵南下的天然通道——沿着河道行进不仅道路平坦，还能解决人马的饮水问题。因此明朝政府便在每一条河流穿越边墙的地方都设立关隘，派驻兵马把守，以防敌军沿河道突入。蓟镇境内河流众多，潮河、白河、滦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纵横交错，也因此形成了极为密集的关隘体系。
在这条长达两千华里的防线上，大大小小的隘口多达一百九十余处，其中地理位置重要、需要重点防守的关隘也有四十余处。这些关隘大小不一，大的如山海关、居庸关，驻扎着数千甚至上万名守军，城池坚固、防御完备；小的隘口可能只有几十名士兵驻守，只有一座简单的城门与一段边墙，防御能力十分有限。一旦遇到敌军大部队进攻，这些小隘口几乎没有抵抗之力，很容易被攻破。而蒙古骑兵往往会避开重兵把守的大关，专门选择这些防守薄弱的小隘口作为突破口，等明军主力赶到之时，他们早已突入内地四处劫掠去了。
在这些关隘之中，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险关要塞不在少数，至少包括东部的山海关，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以及西部的古北口、居庸关。山海关位于蓟镇最东端，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必经之路，号称“天下第一关”；喜峰口位于蓟镇中部，是蒙古骑兵南下劫掠的常用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潘家口紧挨着喜峰口，同样是滦河穿越长城的关口，水路陆路皆可通行；古北口与居庸关则分别扼守京城东北与西北的要道，是拱卫京城的最后两道屏障。这些关隘或是依山而建，或是凭河设险，皆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却也屡屡成为蒙古骑兵南下突破的首选目标。
纵观整个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北方边境的烽火警报几乎年年都有，从来没有真正断绝过。除了几次危及社稷的大规模入侵之外，小规模的边境袭扰更是从未断绝。几乎每年春秋两季，蒙古骑兵都会三五成群地南下，劫掠边境村落，抢夺百姓的粮食与牲畜，杀害无辜民众，掳走人口充作奴隶。边境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内地，导致边境地区人口凋零、土地荒芜、民生凋敝。而朝廷为了维持北方边防，每年都要投入巨额粮饷，给国库造成了沉重负担，也成了拖垮明朝财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在朝廷主动向北放弃了大宁卫与开平卫，向西又丢失了哈密与河套地区之后，北方的边防形势更是急剧恶化，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蒙古骑兵可以随时直抵长城脚下，朝廷几乎没有一日能够安枕无忧。
在这数不清的边境冲突与战事当中，有五次重大的事变与战争，曾一度危及明政权的生死存亡，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第一次重大事变，便是发生在英宗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这场战事发生在宣府镇境内。当时瓦剌部大举南下，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上迎敌，却因为指挥失当、行军混乱，最终在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数十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大量文武官员战死，英宗皇帝本人也被瓦剌俘虏。五十万明军是当时明朝最核心的精锐力量，这支部队的全军覆没，让明朝军事实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这场惨败之后，瓦剌部落挟持着英宗皇帝一路南下进攻明朝都城北京，随即爆发了“京城保卫战”。当时京城之中只剩下数万老弱残兵，军备废弛，朝堂之上一片混乱，甚至有大臣提出迁都南下、避开兵锋。危急时刻，主战大臣力排众议主持京城防务，调集各地兵马勤王，这才艰难击退瓦剌的进攻，保住了京城，也保住了大明江山。这场变故是明朝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也让明朝的国力由盛转衰，明政权几乎走到了倾覆的边缘。
第二次重大事变，是发生在古北口的“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首领俺答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大同，当时的大同总兵仇鸾不敢率军迎战，竟然暗中派人携带重金贿赂俺答，请求他不要攻打大同，转而进攻其他边镇。俺答收下贿赂之后，果然率军东移，转而攻打蓟镇的古北口。鞑靼大军一面在古北口正面佯装进攻，牵制守军兵力，一面暗中派遣精锐部队从西侧的黄榆沟一带拆毁边墙，偷袭而入。
古北口守军腹背受敌，很快便宣告失守，俺答率军乘势长驱直入，接连攻破蓟州，拿下怀柔，攻占昌平，直抵通州。鞑靼骑兵在沿途州县大肆劫掠，兵锋直逼京师城下，沿途明军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敢与之交战。突如其来的兵祸让整个明廷大为震惊，朝廷一面下令紧闭城门、严守京城，一面紧急传檄各镇兵马入京勤王。此时京城之内守军兵力空虚，守城将士大多是临时凑集的市井之徒，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只能紧闭城门，眼睁睁看着敌军在城外肆虐。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到之后，也都不敢主动出击，只是远远尾随观望。俺答率领大军在京城周边大肆劫掠了八日，将京畿之地搜刮殆尽，抢够了子女玉帛之后，才从古北口原路退回塞外。这场奇耻大辱让嘉靖皇帝震怒不已，事后也对边防进行了整顿，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蓟镇边防虚弱的局面。
第三次重大战事，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战。当时鞑靼部的首领锡林阿率军南下，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是派兵佯攻蓟镇东部的义院口和冷口，摆出要从东路突破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