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条，新化县城的堤防。他记得上一世，资江大堤新化段在1996年7月曾经突然决堤。
洪峰最高时达到178.8米，而梅堤最高防洪高度仅有175米。两者之间差了将近四米。
这意味着即使堤防本身没有质量问题，设计标准也低于实际洪水位。
他写完这四条，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是正常的业务研判。
但四条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指向明确的预警信号。
现在是5月，离记忆中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还有一段窗口。
这事还不急，毕竟有些事情还没发生，这只是一个归纳，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文稿。
然后他重新翻开笔记本，把那四条线索又看了一遍。
他需要把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成一份完整的、有说服力的研判材料。一份能放在柳建国办公桌上的材料。
他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写下了一个标题：关于1996年汛期形势的几点研判与建议。
然后他开始往下写。他写得很慢，每一条都附上了依据。
越赤道气流的异常信号，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观测数据。
梅雨期的提前和延长，是中央气象台中长期预报中已经给出的提示。
水库的防洪库容和调度规程，是水利系统的公开数据。
堤防的设计标高与实际洪水位的差距，是可以在图纸上核对的硬指标。
他没有写“今年会发生特大洪水”。
他写的是“多项指标显示，今年汛期的降雨量级和持续时间可能超出常规，建议提前做好水库预泄和堤防加固准备”。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照进来，在纸页上铺开一片干净的光，把那些字迹照得分明。
这份研判材料会尽可能快地通过柳絮的手，抵达柳建国的办公桌。
一个正国级领导看到这份材料，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份材料传过去，传给的不是首长，而是家人。他需要确保的只有一件事——这份材料必须在5月底之前送到岳父手中。
他拿起电话，拨了袁建国的号码。
“袁局长，我这边有一份防汛研判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你那边冷江段的勘测记录，能不能再给我一份更详细的？”
“可以，我让人送过去。”袁建国说，“程市长，你这份材料，是往哪个方向走的？”
“先报上去再说。”程立说，“等上面有了回应，我们再往下推。”
袁建国没有再问。他听出了程立话里的意思——这件事已经有了一条明确的路径。
窗外的天光从早晨的淡白变成午后的金黄。
他把那份材料的草稿又看了一遍，改了几个措辞，把“可能”改成了“较大可能”，把“建议”改成了“强烈建议”。
然后他把它放进了文件袋里，压在桌角，等柳絮那边把渠道打通。
他需要做的，只是确保这份材料能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窗外天色渐沉，院子里那棵法桐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把文件袋往桌角推了推，让它恰好落在光线边缘。
在某个他还看不见的地方，水正在往上涨。但他已经提前把该做的事做好了。现在能做的，就是等。
五月过半，冷江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早了一些。
太阳刚过八点就已经有了热力，晒在柏油路面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油光。
程立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象若有所思。
涟邵改制的后续工作已经全部移交给了省国资委主导的交接小组，由他们进行跟踪。
培训中心的运转也走上了正轨，第一批学员已经完成了基础课程，开始进入实操阶段。
而关于洪灾的事，该做的准备也做了，也只能等到合适的节点才能进行下一步。
程立手头需要亲自盯的事少了一些，那些必须由常务副市长决策的事项仍然摆在他面前。
不是事情少了，是事情变了。
前几个月面对的是金竹山煤矿的资产处置、人员安置，每一件事都有明确的边界、操作路径、完成节点。
现在那些节点过去了——周振华的公司开始运转，培训中心第一批学员也结业了。剩下的，是他自己的问题。
冷水江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个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好些天。他需要找个人说说，不是汇报，不是请示，是把思路捋清楚。
第一个找的是政府办副主任刘建军。刘建军是冷水江本地人，在政府办干了十多年，情况熟，嘴也严。
程立把他叫到办公室，没寒暄，开门见山：“建军，冷水江的工业底子，你心里有没有一本账？”
刘建军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程立会问这个：“程市长，您说的是哪方面的账？”
“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央省属的、市属的、集体的，加在一起大概什么情况？产值、税收、就业，各占多大比例？”
刘建军想了想：“程市长，这个我说不太全。大概的情况是，央省属企业撑了大头，市属企业数量多但体量小。具体数字，经委那边最清楚。”
程立点点头：“你帮我约一下经委周主任、统计局张局长、工业局赵局长、财政局李局长，明天上午十点，到我办公室。”
刘建军应了，转身要出去。程立又叫住他：“等等，你跟这几位说清楚，不用准备材料，就是聊聊，有什么说什么。”
刘建军点了一下头，带门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分，人陆续到了。最先来的是经委主任周建国，瘦高个，洗得发白的蓝灰色夹克，手里拿着一本卷了边的旧笔记本。
进门先点了点头，没说话，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笔记本放膝盖上，扫了一眼屋里座次，然后低下头，像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