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馨医院的消毒水味像一层黏腻的薄膜，糊在鼻腔里挥之不去。
我靠在走廊的一排旧塑料椅右侧边缘的一个，看着墙皮剥落的墙角，那里结着一张灰黑色的蛛网，一只蚊子正徒劳地撞着网眼。
安馨拿着化验单从诊室出来，白大褂的下摆沾了块不明污渍，她皱着眉说：“还得再等两天。”
“等两天？”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这地方连个像样的便利店都没有，昨天买瓶矿泉水跑了半里地，你让我在这囤鲸市远郊的破医院再待两天？”
窗外是盛夏的毒日头，阳光把远处的农田烤得发白。
这医院在安馨工作的远郊，四周除了低矮的砖房就是荒地，地铁站藏在两公里外的树林后面，站台的玻璃碎了大半，风一吹就哐当乱响。
早上七点我们从囤鲸市华亭县的家中出发，地铁转公交折腾了三个小时才到这儿。
现在才下午两点，我已经数清了走廊天花板上有二十七块霉斑。“去川沙机场吧，”我突然抓起背包，“随便飞哪儿都行，哪怕去临安喝杯茶再回来。”
安馨愣了愣，随即扯掉白大褂塞进包里：“行，走。”
去川沙机场的路漫长得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梦。公交在国道上摇摇晃晃，路过成片的集装箱堆场，司机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里面的戏曲咿咿呀呀地飘出车窗，被风撕成碎片。转乘地铁时，我们在站台坐了整整四趟空载列车才等来载客的班次，车厢里的冷气坏了，每个人都像浸在水里的海绵。
就在地铁即将驶入机场航站楼地下层时，安馨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她看了一眼屏幕，脸色沉了下去：“航班取消了，说是刮大风。”
我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黑暗，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车窗外的广告灯箱明明灭灭，映出我们俩疲惫的脸。“白折腾了，”我苦笑一声，“现在回家？”
“不然呢？”安馨把手机揣回兜里，“总不能在机场睡一晚吧。”
地铁钻出地面时，我忽然被窗外的景象拽住了目光。一排红砖墙的老房子沿着铁轨铺开，屋顶的瓦片有些已经翻卷，墙头上冒出几丛狗尾草，风把草叶吹得倒向一边。站台的牌子闪着绿光——12号线，辽河路。
“在这儿下吧，”我拉了拉安馨的胳膊，“我没来过这儿。”
她顺着我的视线望出去，嘴角勾起一点笑意：“行啊，反正也不急着回去。”
出了地铁站才发现，风是真的大。路边的梧桐树被吹得歪歪扭扭，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有无数人在拍手。阳光透过云层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这里的房子都不高，最高的也就六层，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有些窗台上摆着花盆，月季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却硬是挺着不肯低头。
“像老电影里的场景。”安馨指着街角的一家杂货店，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帘，一个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猫蜷在她脚边，尾巴被风吹得直打卷。
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发现这里藏着不少惊喜。有开在老洋房里的咖啡馆，门口种着大片的绣球花；有墙面上画满涂鸦的小巷，转角处突然冒出一棵巨大的香樟树；还有一家修表铺，橱窗里摆着上世纪的机械钟，指针还在咔哒咔哒地走。风卷着落叶擦过脚边，明明是盛夏，却吹得人心里发轻，好像随时能飘起来。
“以前总觉得囤鲸市就该是高楼林立的样子，”我踢着脚下的石子，“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
安馨突然停下脚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个主任的亲戚住院，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一趟。”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有点荒诞：“早上从医院出来，现在又回去？”
“没办法。”她挠了挠头，“那地方偏，人手不够。”
地铁再次载着我们往郊区驶去。窗外的高楼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厂房和菜地，铁轨旁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安馨对着手机回复消息，她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模糊，恍惚间，记忆突然像被风吹动的书页，哗啦一下翻到了另一个场景。
“去荟郡吧，”我爸在电话里说，“你大姑家的表哥，听说病得厉害，去看看。”
“荟郡？”我皱起眉，“离囤鲸市一千多公里呢。”
“那也是你亲戚，”我爸的语气不容置疑，“你大姑当年对我有恩。”
我挂了电话，跟安馨说这事时，她正在收拾医院的文件。“去吧，”她把文件夹塞进抽屉，“正好我轮休。”
绿皮火车的铁皮被铁轨磨得发烫，车窗外的日头正毒，把荟郡连绵的青山晒得冒白烟。我盯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影子，朱嘉这两个字在舌尖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安馨靠在我肩头打盹，睫毛上还沾着从囤鲸市华亭县带来的灰尘，她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体温计，金属头闪着冷光。
“还有半小时到站。”列车员扯着嗓子喊，手里的铁钳把车厢连接处的锁链敲得哐当响。这声音像根针，刺破了车厢里昏昏欲睡的空气。安馨猛地睁开眼，瞳孔里还凝着刚做的梦，“别睡过头。”她揉了揉太阳穴，指尖在鬓角的碎发上顿了顿，“我总觉得这次不对劲。”
我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指针卡在三点十四分，已经卡了整整十二个小时。这表是出发前从华亭县旧货市场淘的，摊主说是什么瑞士老款，现在看来，八成是被忽悠了。“能有什么不对劲？”我把表摘下来揣进裤兜，“不就是走趟亲戚。”
“你爸没说清楚，那亲戚到底是什么病。”安馨把背包往怀里拢了拢，包里装着她从医院带的急救包，“只说穷，住得偏，要我们务必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