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章水利站的老罗
柳树沟河堤第一期工程开工后的第三天，赵卫东来找我，脸色不大好看。
“陆镇长，有个事得跟您说一下。老罗最近不太对劲。”
老罗叫罗建国，水利站的老员工，五十多岁，在平川镇干了将近三十年。我见过他几次，话不多，干活还行，属于那种“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但你让他想点什么他就想不出来”的人。
“怎么了？”
“上周他负责排查清江河沿线的涵闸，我让他三天跑完，他跑了五天。回来交上来的记录，数据都是错的。我问他，他说‘差不多就行’。”赵卫东叹了口气，“以前他不是这样的。虽然不积极，但交给他的活都能干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心不在焉。”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我去看看。”
水利站在二楼，和农技站隔了一个门。我敲门的时候，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传来一阵鼾声。我推门进去，老罗趴在桌上，脑袋枕着胳膊，睡得正香。桌上摊着一本《水利工程维护手册》，翻到第一页——他大概是从年初开始看的，到现在还没翻过第二页。
我站在门口，没有叫他。不是不忍心，是想看看他什么时候醒。过了大概两分钟，他的鼾声停了，抬起头，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看到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猛地站起来，差点把椅子带倒。
“陆……陆镇长，我……我刚才在看资料，不小心睡着了。”
“老罗，您坐。不用紧张。”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我找您不是查岗，是想跟您聊聊。”
他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笔直。但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他——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的，像好几天没洗。
“老罗，您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
他愣了一下。“没有。什么事都没有。”
“您别瞒我。您以前干活不是这样的。赵站长说您最近心不在焉，数据都填错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手在发抖。
“陆镇长，我跟您说实话。我儿子病了。肾病，要做透析。一个月要好几千块。我工资三千多，老伴没工作，根本不够。”
我心里一沉。“什么病？严重吗？”
“慢性肾衰竭。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换肾。但换肾要几十万，我哪有那么多钱？”他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带着一种呛人的苦涩，“我现在只能给他做透析，能撑一天是一天。”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他？没用。说“组织上会帮你”？那是空话。我虽然是副镇长，但平川镇的财政情况我比谁都清楚——连工资都发不全，哪有钱帮他？
“老罗，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镇里反映过？”
“反映过。跟张镇长说了，他说‘知道了’，就没下文了。跟王主任说了，他说‘想办法’，也没下文了。”他苦笑了一下，“陆镇长，我在平川镇干了三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累都受过。我不求组织给我什么，只求我儿子能活着。”
我的鼻子一酸。我想起在石槽沟看到的王老四，在王家坝看到的张桂花，在鹰嘴岩看到的周德厚。老罗和他们一样，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但他比他们更惨——他们至少还有希望，老罗连希望都快没了。
“老罗，您别急。我帮您想办法。”
“您能有什么办法？您是副镇长，又不是财神爷。”
“我不是财神爷，但我认识财神爷。”我站起来，“您先把工作做好。您儿子的病，我来想办法。”
老罗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怀疑，是那种“我听过太多这种话，但希望这次是真的”的将信将疑。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点了一根烟。脑子里转着老罗的事。几十万的换肾费用，靠我个人根本不可能。但靠组织？平川镇的困难户不止老罗一个，帮了他，别人怎么办？不能开这个口子。那怎么办？
我拿起电话，打给了刘世安教授。刘教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浩明，你这个事，不好办。组织的钱不能乱用，个人的钱杯水车薪。但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帮他联系省城的医院，看有没有减免政策。有些医院对困难家庭有救助项目，可以申请减免部分费用。”
“刘教授，您能帮我联系吗？”
“我试试。你把他的情况发给我。”
挂了电话，我给刘教授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把老罗儿子的病情、老罗的家庭情况、他在平川镇工作三十年的经历，都写了进去。刘教授回复：“我明天去问。”
第二天下午，刘教授打来电话。“省人民医院有一个肾病救助项目，每年有十个名额，可以减免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我帮你问了一下，今年的名额还没用完。你让老罗把材料准备好，下周带儿子来省城。”
我握着手机，差点跳起来。“刘教授，谢谢您！”
“别谢我。谢那个项目的资助方——是一个企业家，也是我们党校的学员。我跟他说了老罗的情况，他说愿意帮忙。”
我跑去水利站，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罗。他正在整理资料，听完我的话，手里的笔掉了。
“陆镇长，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省人民医院，肾病救助项目，减免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您下周带儿子去省城，我陪您一起。”
老罗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蹲下去，捂着脸，哭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我站在旁边，没有劝。劝什么？劝他“别哭了”？他憋了那么久，让他哭出来，比什么都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
“陆镇长，我老罗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
“老罗，您别这么说。您儿子的命，是那个企业家的，是刘教授的，是省人民医院的。我只是打了个电话。”
“电话也是您打的。别人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没有再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水利站的老罗，儿子肾病，换肾要几十万。刘教授帮我联系了省人民医院的救助项目，减免百分之五十。老罗蹲在地上哭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老罗说，别人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合上笔记本，点了一根烟。窗外有虫鸣，有风声，有远处传来的狗叫。我想起老罗趴在工作台上睡觉的样子，想起他那句“我儿子要活着”，想起他蹲在地上哭得发抖的肩膀。在基层，像老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负责，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我能帮一个，但能帮所有吗？我不知道。但帮一个，算一个。
（第一百一十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