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农林办的账本
老罗儿子的事刚告一段落，农林办的王大姐就给我送来了一个“惊喜”——不是生日蛋糕，是账本。
那天下午，王大姐抱着一摞账本走进我办公室，表情像捧着一颗定时炸弹。她把账本放在我桌上，拍了拍上面的灰，然后用一种“我不想死但不得不死”的语气说：“陆镇长，这是农林办近三年的账本，您有空看看。”
我翻开第一本，第一页就让我倒吸一口凉气。不是数字大，是数字乱。一笔“购买化肥”的支出，后面附的发票是“办公用品”。一笔“维修渠道”的费用，签字的经办人是前年就调走的李主任。还有一笔“抗旱设备采购”，金额五万块，但设备清单上写的是一台“多功能饮水机”——饮水机抗旱，这大概是平川镇最先进的灌溉技术。
我点了一根烟，一页一页地翻。越翻，心里越凉。这不是账本，这是天书。每一笔账都像是一个谜语，谜底是“钱去哪了”。我不是会计，但这些账目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出来有问题。王大姐站在旁边，像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双手绞在一起。
“王大姐，这些账，以前是谁做的？”
“李主任。他调走之前，农林办的账都是他一个人管。他走了之后，账本就没人管了。我去年接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敢动，也不敢问。”
“不敢问？”
“问了，就得罪人。”她压低声音，“李主任虽然调走了，但他现在是县农业局的科长。我一个小办事员，得罪不起。”
我掐灭烟，合上账本。李主任，李国良，县农业局种植业科科长。我在县里开会的时候见过他几次，白白胖胖，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好人。但账本不会说谎——当然，前提是账本能说话。可惜账本不会说话，它只会沉默地躺在桌上，等待一个愿意翻开它的人。
“王大姐，这些账本先放我这儿。您回去正常工作，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陆镇长，您不会……”她欲言又止。
“我不会把您牵扯进来。”
她点了点头，走了。我关上门，把账本一本一本地摊开，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然后开始做一件我以前从没做过的事——对账。我用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把近三年的每一笔支出都录入电脑，分类汇总，和发票、合同、验收单逐一核对。
凌晨一点，我盯着屏幕上的表格，后背发凉。
三年来，农林办涉及的问题资金至少有三十万。有的账目没有发票，有的发票是假的，有的签字是代签的，有的是钱花了但没干活，有的是活干了但花了双倍的钱，还有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项目。李国良一个人，一支笔，一个签字，就让三十万蒸发得无影无踪。
我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这个问题，比老罗儿子的病复杂得多。牵扯的人不多，但级别不低——李国良现在是县农业局的科长，在县里有人脉。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就是跟李国良撕破脸，跟县农业局撕破脸，跟那些可能被他牵连的人撕破脸。
但如果不捅出去，这三十万就白瞎了。三十万，可以修多少米河堤？可以帮助多少像老罗这样的家庭？可以买多少吨化肥？我掐灭烟，拿起电话，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一点，赵国栋应该睡了。
我没有打。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孙德明。孙德明正在办公室里泡茶，看到我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脸色这么难看，昨晚没睡好？”
“孙书记，我有件事要向您汇报。”我把账本的复印件放在他桌上，“农林办近三年的账目有问题，涉及资金三十万。”
孙德明放下茶杯，拿起那摞复印件，一页一页地翻。他的表情从平静变成凝重，从凝重变成铁青。翻完之后，他把复印件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向县纪委反映。”
孙德明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小陆，你知道李国良是谁的人吗？”
“不知道。”
“他是钱县长的人。”孙德明看着我，“钱县长和赵书记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你捅了这个马蜂窝，就不只是跟李国良过不去，是跟钱县长过不去。”
我沉默了。我知道孙德明说的是实话。在基层，很多问题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是“谁的人”的问题。对的事，不一定能做；错的事，不一定不能做。
“孙书记，那这三十万就不管了？”
“管。但要讲究方法。”孙德明把烟掐灭，“你不要直接捅到县纪委。你先去找李国良，把账本给他看，让他自己想办法补上。他要是补了，这事就过去了。他要是不补，你再往上反映。”
我愣住了。“孙书记，您让我去跟他谈？这不是打草惊蛇吗？”
“就是要打草惊蛇。蛇惊了，要么跑，要么咬人。他要是跑，说明他心虚。他要是咬人，说明他背后有人。不管哪种，你都能看清他的底牌。”
我看着孙德明，忽然觉得这个平时话不多的老书记，比我想象的要深。他不是不想查，是查之前要摸清对手的底细。
“孙书记，我去谈。”
第二天，我去了县城，敲开了李国良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文件，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小陆？你怎么来了？坐坐坐。”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热情得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李科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跟您核实一下。”我把账本的复印件放在他桌上，翻到有问题的那几页，“这是您当年在平川镇农林办经手的账目，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想请教您。”
李国良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他拿起复印件，看了几秒，然后放下。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节奏很快。
“小陆，这些账，时间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当年工作忙，有些手续没走全。但钱肯定是花在正经地方了。”
“李科长，三十万，不是小数目。您说‘不太记得’，我很难跟老百姓交代。”
他的手指停了。他看着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假装的热情，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审视。
“小陆，你想怎么样？”
“我想请李科长把这三十万的窟窿补上。钱花在哪里了，补上发票和验收单。没花在正经地方的，把钱退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小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
“李科长，我不是为了好处。我是为了那三十万块钱。”
“钱是国家的，你操什么心？又不是你家的。”
“钱是国家的，也是老百姓的。三十万，可以修一条路，可以加固一段河堤，可以帮几十个困难家庭。我不操心，谁操心？”
李国良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
“小陆，你给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内，我把窟窿补上。”
“好。我等您一个星期。”
走出农业局，我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王德厚说，在基层，要学会“保护自己”。孙德明说，要“讲究方法”。李国良说，你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我知道他们说得都对。但有些事，不能因为对自己没好处就不做。
一个星期后，李国良打来电话。“小陆，窟窿补上了。你让王大姐去查账。”
我让王大姐查了。三十万的窟窿，被用各种发票和验收单填上了。真的假的？不知道。但账面上平了。王大姐问我：“陆镇长，这就算完了？”我说：“账面上完了。心里完没完，只有李科长自己知道。”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农林办的账本，三十万的窟窿。李国良说，你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我说，钱是国家的，也是老百姓的。我不操心，谁操心？一个星期后，窟窿补上了。但我知道，这只是把问题藏起来了，不是解决了。账本会骗人，但良心不会。”
我合上笔记本，点了一根烟。窗外有虫鸣，有风声，有远处传来的狗叫。我想起李国良的那句话——“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对你没有好处。”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些事，不能因为对自己没好处就不做。做了，可能会得罪人；不做，会得罪自己的良心。
（第一百一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