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七章尴尬
正式上任第二周，镇政府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每天经过农机站门口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张福来蹲在院子里拆东西或者装东西。他不抬头，我也不停步，像是两个已经不需要打招呼的人。
但尴尬还是来了。
那天早上我去农机站，是想当面问问春耕检修的具体安排。到了门口才发现门锁着，等了十几分钟，他才从后门绕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一边走一边喝。看到我站在门口，他没有加快脚步，在门槛上坐下来，把粥碗放在地上。
“陆镇长，有事？”他说“陆镇长”的时候，停顿了半拍。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个称呼叫我。以前修拖拉机的时候，他叫我“小陆”。我调走又回来之后，他没叫过什么正式的称呼，每次说话都直接切入正题，像用内容代替了称谓。但那一声“陆镇长”落下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某种东西彻底改变了。不是他用错了，是他终于决定把那个称呼说出口。
“春耕检修，你这边怎么安排的？”
“三月底之前能全部跑一遍。手扶拖拉机十三台，旋耕机七台，收割机四台。配件有两样得从省城调，一周到。”他喝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在门槛旁边，“不用批，我自己买过了。配件到了，我自己装。”
我站在门口，他坐在门槛上。一人高，一人低。以前他教我修机器的时候，是我蹲着递扳手，他站着拧螺丝。现在是我站着，他坐着。这个姿势本身没什么，但我知道他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没有说。那台旋耕机拆下来的零件在他脚边排成一排，每一个都按顺序摆好。以前他教我的时候说过：“拆下来的零件按顺序摆，装回去的时候就不会漏。”他没有抬头，我也没再问。
那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李建军端着碗坐到我旁边：“你去农机站了？”我说去了。“他叫你什么？”我说叫“陆镇长”。李建军夹了一块红烧肉，嚼完放下筷子：“以前他叫你小陆，现在叫陆镇长，听着是正常的。但你们之间要是只剩下这两个称呼，有些话就没法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端起碗走了。我坐在那里把剩下的饭吃完，不咸不淡。
下午我去了一趟石槽沟，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路过农机站时门关着，锁挂上了，窗台上放着一块新裁好的铁板，边角整齐，切割面上刷了一层防锈油，铁板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料头已清，明天装车。”没有抬头，没有署名。我站在窗台前把那张纸条看完，放回原处。
第二天上午，李建军在走廊里叫住我，递过来一份名单：“春耕检修排期，张福来早上送过来的。”我接过来看了一眼，字迹端正，各村的日期、机具数量、预计工时都列清楚了。“他走的时候，看了一眼公告栏。”李建军说，“公告栏上贴的是镇政府的工作分工安排表。他站在那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我走到二楼走廊尽头，从窗户往下看。公告栏前面没有人，玻璃面反着光，但那张表还贴在那里。上面写着各分管领导和科室的职责范围，农机站那一栏下面有一行小字，印着“负责人：张福来”。字体跟其他栏一样大，没什么特别。但我能想象他站在那看了很久，看完之后转身走了，没有在院子里多停留。
下午我去农机站还一把扳手，是上次顺手借的。走到门口时张福来正在关铁门，看到我手里的扳手，接过去放进了工具箱。那盒机油还没开封，放在工作台角落，盖子的塑封膜完好，像一件还没正式启用过的新工具，在等待着它的第一道工序。
“张师傅，以后农机站的开支，你提前写个单子。”
“行。”他拉下铁门，锁扣合上，“下次写。”
我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说这句话，他也没有问为什么忽然改了主意。但那之后，他每次需要买配件都会提前拿一张纸条到办公室来，放到我桌上就走。纸条上用圆珠笔写着型号、数量、预计价格，字迹比以前更工整了，像是特意练过。有一次他来放纸条的时候撞见王德厚在办公室喝茶，纸条放在桌上，他转身走了，没有多停留。王德厚瞟了一眼那张纸，隔着杯沿说了一句：“他在适应。你也得适应。”
第二天我开门的时候，门槛旁边用粉笔写着两行字：“站里油管老化，已换新。下次不单独报。”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像被露水打湿过，但还能辨认。我站着看了一会儿，没有擦掉，也没有用鞋底去抹它，让它留在那里，在晨光里慢慢变淡。
隔了一天，农机站门口的铁门换了锁。旧锁是铁的，锁扣上磨出几道深槽，张福来没扔，放在窗台上，压着一沓旧发票。新锁是铜色的，还没用太久，边缘残留着一道浅浅的出厂划痕，像是刚被打开过。我站在窗台前看了看那把旧锁和那沓发票，然后又走开了。
第四天傍晚路过时，窗台上那把旧锁还在，只是被挪到了窗台的另一头，像是有人趁白天的空隙把它翻了个面，又重新放回了原处。院子里那台小型刨床正在运转，声音平稳均匀，带着一种持久的、不慌不忙的震颤。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加快步伐。身后，刨床的嗡鸣声一直持续着。那台机器已经找到了新的平衡，而我也一样。窗台上那把旧锁终于被收进了工具箱，铁门在傍晚的斜阳中合上，锁扣入槽的声音清脆而利落，像一段终于被彻底关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