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二章再次回到平川镇
界碑还是那块界碑。灰白色的水泥柱子，立在路边，靠着那棵歪脖子柳树。树干空了半边，但春天一到，新枝条还是从朽木的边缘挤出来，细嫩、青绿，像一件旧衣服上刚补上去的新布。那三个红字已经褪得只剩淡淡的痕迹了，“平”字的上半部分几乎看不见，“川”字的最后一笔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红色，像一段正在被收回的线头，还没完全消失。
我把摩托车停下来，一只脚撑在地上，没有熄火。发动机在空挡里发出低沉的震动，像一个人正在犹豫要不要把第一句话说出来。三年了。
上一次走这条路是秋天。那时候调令刚下来，我从平川镇去县委办报到。走的时候路两边的杨树叶子正黄，风一吹就落，铺了一地。我骑着摩托车从这条路出去，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还会回来。知道要回来是半个月前的事，组织部谈话，说平川镇镇长位置空缺，组织上考虑让我回去。我问是不是组织安排，谈话的人说不是，是平川镇那边有人提了你的名字。我问谁提的，他说不知道，反正是镇上的干部。
摩托车拐过那道弯之后，路面变窄了。路还是那条路，柏油路面年头久了，裂缝里长着草，有些地方补过，补丁颜色比原路面深一些，像一件打了太多补丁的衣服，已经洗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路两边的杨树比三年前高了一截，枝条伸向路面，有些已经垂到了路肩上，骑车经过的时候要偏一下才能避开。杨树之间新栽了几棵香樟，树干还很细，绑着竹竿支撑着，像一排站得不太稳的新兵，正在等着根扎深一些。
镇口那棵老槐树的树冠比记忆中更宽了。伸向马路方向的枝丫被修剪过，锯口处又长出了新枝，像是已经习惯了被一再截短，截短之后还能从旧伤里重新站起来。树底下放着两条长凳，一条坐着一位老人，一条空着。老人穿着一件旧军绿色上衣，领口松垮，拐杖靠在腿边。他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三年换了新人进来，也换了新人出去。我经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像是确认了某个答案之后就不再需要更多信息。
镇政府那扇铁门换了。以前是铁栏杆门，隔着栏杆能看到院子里的情况，现在换成了整块的铁皮门，刷着深绿色的漆。门环是铁的，擦得很亮，像是每天都会被人用手来回抚过。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那棵槐树，比三年前粗了一圈，树冠几乎盖住了半个院子，枝条伸向办公楼二楼那扇窗户，有一根已经触到了窗台的边缘，像一根正在试探的手指，确认了那道缝隙依然为它留着。
我把摩托车停在车棚里。车棚顶上多了一层遮阳网，是新的。墙角那一排花盆换了品种，以前是月季，现在换成绣球花，刚扦插不久，叶子还没展开，土是湿的。
李建军从办公楼里出来。他比三年前瘦了一些，颧骨凸出来，肩胛骨把夹克的布料撑出一个棱角。他站在台阶上看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又移回来，然后他开了口，声音比他这个人要轻：“到了？”
“到了。”
“路修了么？”我问他。
他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转身往办公楼走：“你走了之后，修了三次。年年修，年年塌。今年还没动，等雨季过了再说。”他走到楼梯口停下来，“办公室还是老地方，三楼。老刘退休了，换了个年轻人，手艺还行，话不多。”
下午我去了石槽沟。那条路比我记忆里更旧了，砂石路面被雨水冲出了几道浅沟，有一段护坡塌了半边，碎石堆在路边，裂缝里已经长出了细瘦的野草。李长山坐在村口那块石头上，手里攥着一把干草。他比以前瘦了，背更驼了，膝盖像是弯不下去了。他看到我，没有站起来，看了我一会儿才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路又塌了。”他说。我把摩托车停好，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隔着一掌的距离，看着那条路在午后的光线里慢慢暗下去。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带着新翻的泥土味。
天快黑的时候我站起来，他也站起来，把那把干草放在墙角。“不急，”他说，“人回来了就行。”
回镇上的路上天已经暗了。农机站的灯亮着，门缝里漏出一道狭长的光线，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像一段还没到达尽头的对话。张福来蹲在工作台前，铁皮盒子敞开着，扳手和锉刀按顺序排好，中间空着一个位置，像是专门留出来的。我停在门口没有进去。他听到声音，没有抬头，继续擦拭手里的旧轴承：“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把轴承擦完，放在工作台上：“那台刨床的刀片该换了。过几天你来搭把手。”他说完，把工具箱的盖子合上，然后站起身，关了灯，门在他身后合上了。
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影子正沿着围墙缓缓移动，像一根正在被拉长的指针，从东往西。晚风比下午小了一些，月季的花瓣在暮色中已经看不清楚了，连颜色也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收走。农机站的灯熄了，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界碑旁边站着，新发的枝条在晚风里微微摆动着。它的根部还是那片土，只是比从前被踩得更实了一些，枝干也朝着更倾斜的方向伸去，像是正在缓慢地调整自己与界碑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