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秋至贞观七年，二月。西域。
交河城破的消息，传到鹰娑川的西突厥牙帐时，沙钵罗可汗，正在宴请各部首领。
传信的骑兵滚鞍下马，把军报呈上，帐中的歌舞，戛然而止。
沙钵罗看完，把军报，凑到了火盆上。羊皮纸卷了边，燃起一簇小小的火苗。可汗盯着那簇火，直到它烧到指尖，才松手。
“三炮。”他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交河的城墙，三炮。”
帐中，十姓部落的首领们，鸦雀无声。
高昌的城墙什么成色，西域人都知道。那个城墙一塌，等于告诉所有人：从今往后，西域没有一座城，是安全的。
沙钵罗站起身，环视帐中：“诸位。高昌灭了，下一个，就是咱们。”
“唐人的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是等着他们翻过天山来砍，还是咱们先动手，把他们挡在碛西？”
可汗的手，按在了刀柄上。
帐中的首领们，轰然应诺。应诺声里，一半是激愤，一半，是不得不应。
西突厥的战争机器，就此开动。沙钵罗尽起十姓之兵，号称控弦二十万，屯于天山北麓，摆出了一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架势。
而天山以南的交河城里，苏定方接到军报，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报长安。
第二件，给远在长安的安国公，发了一封私人电报。电文极短：
“突厥二十万骑。我有五万。炮，够。粮，勉强。水，不足。”
“请示：如何以五万，破二十万？”
长安的回电，当夜就到了。电文更短，八个字：
“以分破合，以快打慢。”
下面另起一行，是附注：“附策三条……”
其一，离间。西突厥的十姓，五咄陆、五弩失毕，历来不和；沙钵罗得位不正，靠的是吞并各部，各部首领，敢怒不敢言者，十有六七。“抚之以礼，饵之以利，结之以亲，彼必自乱。”
其二，断粮。突厥大军过冬，靠的是秋末的冬牧场。唐军不必决战，只需以精骑游弋，袭扰其冬牧，逼其各部“保牧场”而离大军。
其三，待时。天山以北，冬深雪大。突厥的骑兵，是马背上的兵；大雪一封山，马，就是累赘。“雪，是唐军的朋友。”
苏定方捧着这三条，看了一夜。
第二日，他升帐点将，全军分成了三路：契苾何力，率轻骑八千，游弋天山北麓，专袭冬牧场；王猛，率玄甲军一营加辎重兵一部，护粮道，守交河；他自领中军三万，压阵碛口，不进，不退，就在那里，跟沙钵罗对峙。
而对峙的台面下，另一场战争，早就开打了。
金衣卫的西域组，玄夜亲自坐镇交河，一年之间，往西突厥的十姓部落里，撒出去了四十七个暗桩。带去的不是刀，是三样东西：大唐的盐茶，安稳的市价，和一句话，“降者，牧场照旧，头人授职，跟高昌一样。”
高昌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交河城破，可高昌的百姓，秋毫无犯；降王的宗庙，保全了；商队照走，市集照开。西域人的眼睛，都看着呢。
入冬之前，五弩失毕两部，先动了，举部南迁，归唐。
沙钵罗派兵去追，追回来的是空帐篷。紧接着，五咄陆的一姓，在头人的带领下，连人带马群，投了契苾何力的军营。
到了腊月，号称二十万的西突厥大军，账面上的数目，已经缩水到了不足十二万。
更糟的是粮。
冬牧场接连被袭，各部的牲畜掉膘掉得厉害。腊月里一场白灾下来，冻毙的牛马，以万计。军心，跟牲口一起，掉进了冰窟窿。
沙钵罗撑不住了。他决定，赌一把，趁唐军主力还在碛口过年，亲率主力，奇袭唐军在轮台的辎重大营。劫了粮，唐军不战自溃；纵然不成，也能抢在开春之前，把部队带回碎叶的春牧场，休整再战。
他不知道的是，这份计划，在他拍板的当夜，就已经躺在了苏定方的案头。
发来这封电报的暗桩，代号“骆驼”，是金衣卫在五咄陆某姓头人身边，埋了两年的一颗子。
腊月廿八，夜。天山北麓，大雪。
沙钵罗的大军，顶风冒雪，昼伏夜行，向轮台方向疾进。雪夜行军，苦不堪言，可汗的军令却一送再送：“快！大雪封山，唐人的探子出不了营，此乃长生天赐我之路！”
他猜对了一半：唐人的探马，确实出不了营。
可唐人的“探子”，从来就不是马，是电。
沙钵罗的大军每挪一程，轮台的电报房里，就多一页电文。当夜三更，苏定方在中军帐里，收到了“骆驼”的确认电：“敌主力尽出，牙帐现驻金牙山，守备，不足万人。”
苏定方看着电文，只问了一句：“金牙山，离此，多远？”
“三百里。雪路。”
“昌松的契苾部，离金牙山多远？”
“一百八十里。”
苏定方霍然起身：“传令，中军三万，即刻拔营，奔袭金牙山！传令契苾何力，抢在明日午时之前，堵死金牙山西口！”
“两路，雪夜会师！”
帐外的雪，下得正紧。传令兵跃马而出，蹄声很快被风雪吞没。而命令本身，顺着那根在风雪里绷得笔直的电话线，两炷香，送到了一百八十里外。
那一夜，天山北麓的风雪里，两支军队，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奔。
中军急行到半夜，前队忽然停了。
苏定方策马赶上去，只见队伍前头，横着一道雪梁。雪梁下，是探马探出的裂谷，一夜的大雪，把谷口埋成了平地，看着是路，踩上去，就是万丈。
工兵营的士卒们已经跳下了马，拆担架、卸车门、砍随行的木料，就着风雪架桥。苏定方下马，站在雪梁上，亲自督着。桥架好，士卒们牵着马，一匹一匹过；他自己，最后一个过。
过了谷，回头望去，来路上的那道雪梁，在晨光里，塌了半边。
金牙山，西突厥的牙帐，还沉在雪夜的余梦里。
留守的近万卫队，多数缩在帐中避雪。外围的哨骑，缩在避风的雪窝里。他们坚信，这种天气，唐军连营门都出不了。
破晓时分，东面的雪原上，先传来的是大地深处的震动。
而后，唐军冲阵的号角。
三万中军，踏雪而至，从东、南两个方向，卷向金牙山。帐外的突厥卫队仓促迎战，可军心早被那一夜的风雪泡软了，一触，即溃。
有个守卫金帐的头目，率残部据守内帐，负隅顽抗。唐军的炮队跟着推进，山地炮拆驮组合，直瞄金帐，两发。金帐的帐门，连同帐前的旗杆，一起飞上了天。
卫队头目从瓦砾里爬出来，扔了刀，跪在雪里，用生硬的汉话喊：“降！降！唐人的炮，我们服了！”
日上三竿，牙帐的外围防线，全面崩塌。
而西口的方向，契苾何力的八千轻骑，恰好赶到。老可汗一马当先，堵死了西面最后一个口子——迟了半步，可汗本人，已在合围之前，带着数百亲卫，趁乱钻了出去。
午后，金牙山易主。
苏定方听完追兵的回报，没有怒，反而笑了。
“往西？”他抓过马鞭，“中军亲骑，随我来。”
数百亲卫，在雪原上狂奔。突厥人马快，可雪地里跑了一夜的人马，快不过养精蓄锐的追骑。唐军的追兵在雪线上连成一线，不紧不慢地咬着；沙钵罗的亲卫回身拦截，拦一波，少一批；再回身，再少一批。
追出百里，护旗的，只剩几十骑。
追出百五十里，雪原上只剩一人一骑。那匹大宛宝马陷进雪窝的时候，沙钵罗从马上滚下来，拔刀，还想再战。
雪雾里，一杆马槊探过来，挑飞了他的刀。
苏定方勒马立在他面前，甲上落满了雪。
“可汗，跑够了么？”
沙钵罗瘫坐在雪里，喘了半天，忽然惨笑：“成王败寇，本汗不跑了……”
苏定方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身后的亲兵，只说了一句：“上马吧。追你这一路，本将还赶得上回营吃晌午饭。”
正月末，沙钵罗被槛送入京。西突厥，亡。
十姓部落，尽数归附。天山南北，直到葱岭以东，从此，纳入大唐版图。
贞观七年，春。
西域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热闹。
商路，先通了。
被高昌盘剥、被马匪劫掠的丝路，一夜之间，变成了坦途。各国的商队从西面涌来，龟兹的、疏勒的、于阗的，还有翻过葱岭而来的诸国胡商，络绎于道。伊州的市舶司，往西增设了七个分卡；交河的西市，重新开张的头一个月，交易量，破了立市百年来的纪录。
有个跑了三十年丝路的老胡商，在交河的酒肆里，跟人感慨：“老汉跑这条道，三十年，头一回，从撒马尔罕到长安，一路不用换保人。”
“从前过一道关，剥一层皮。如今，唐人的关卡，税是税，规矩是规矩，明码标价。”
老胡商举起酒碗：“这买卖，做得踏实。为唐人的道，干一碗！”
满堂胡商，轰然应和。
电台，也通了。
高昌既灭，通信部的台站，跟着商路，一路向西设，交河、焉耆、龟兹、疏勒，一站一站，天线杆立过了天山。贞观七年三月，疏勒发报局开机，第一封电报拍往长安，是疏勒镇守使的请安电，末尾附了一句：
“臣于疏勒，遥叩陛下。此电一发，葱岭以东，皆在大唐网内。”
长安的收报房里，老郑，如今已是通信部的少卿，亲手译完了这封电报。译完，他跟身边的年轻人说：“四年前，咱们在草原上发第一封电报，我在马背上，冻得握不住键。今日这封，从葱岭过来。”
“一万二千里。”老人把电文纸吹干，轻轻抚平，“这行当，果然，越干越出息。”
值得一提的事，大唐各地也在兴建水电站和火电站，已经有一些繁华的州县开始用起了电。
有线电话，随后跟进。先是军线，各镇守营之间通话；而后是商用，交河到龟兹的商话线开通，头一个月，商人们排队打电话，问行情的，对账的，催货的，三里路的电话亭，排队排出半条街。
四线并进，商路、电台、电力、电话线。
而这年春天，最让长安动容的一封电报，来自碎叶。
那是西突厥十姓头人们的联名表。电文不长：
“十姓之众，世居碛西，饱经兵戈，部族相并，无有宁日。今幸遇天可汗，不诛降者，不掠牛羊。头人们歃血议定：愿去可汗之号，编为大唐之民。各姓子弟，岁入长安国学，习诗书，学章程。”
电报送进甘露殿时，李二正在批阅奏章。
看完，帝王放下了笔。他把那页电文，递给身旁的李泽轩，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郑重：
“贞观二年，大食跟颉利开价，‘河西以西归大食，岁绢百万，四六分账’。朕把那道国书，锁进了‘西’字柜。”
“如今，碛西十姓内附，商路通到了葱岭。”
李二站起身，走到那口柜子前，打开柜门，看着里面攒了四年的一摞文书，缓缓地说：
“这笔账，翻了一半。”
“剩下一半，”帝王合上柜门，转头看向李泽轩，目光沉了下来，“得去大食的门口，翻。”
也就在这个春天，“西”字柜里，进了新的一册文书。
西域都护府的密报，随金衣卫的专线，直送御前：
“大食东境，秘密设坊。重金募大唐流亡匠人，仿制火器。已仿出投火之物，射程、威力，皆不及唐制十一。”
“然其坊中人众，日夜赶工。”
密报的末尾，都护府的研判官，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李二用朱笔，重重地圈了出来：
“唐之利器，领先天下。然天下在学，代差之窗，在收窄。”
…………………………
铁路的念头，在李泽轩心里，揣了很多年。
早在小型蒸汽机的样机进宫那日，他就对李二说过那句话，“大了千倍，能拉一列火车，日行千里”。这些年，这个念头一直没断：通信部的台站铺到哪，他就让人顺手测哪，测地势，测坡度，测沿途的桥梁渡口。一张全国铁路规划图，在他书院的案头，改了十几个版本，一直压着，没上呈。
压着它的，是两样东西：其一，蒸汽机还没大到能拉车的地步；其二，铁，还不够。
到贞观七年，这两样，都齐了。
铁，阴山的矿城，岁产铁料，突破了千万斤；西域既定，高昌、焉耆的铁矿纳入版图，西域都护府的勘矿队，又探出了天山南麓的新矿。工部的岁账上，铁课一项，三年，翻了两倍。
机器，小型机在矿上、在水坊，稳稳当当跑了三年。三年里，工坊的迭代没停过：第二代，第三代。到贞观七年冬，第四代实用机的功率，达到了矿用小型机的十倍。阎少宁在工坊里，围着那台两丈高的新家伙转了三圈，说了一句：“这力气，能拉车了。”
贞观八年，正月。大朝会。
李泽轩上殿，呈上了一样东西，一份奏本，和一张图。
奏本的抬头，只有一行字：《请修铁路疏》。
图，是一张全国铁路干线图：以长安为心，东出潼关，经洛阳，抵登州；北渡大河，经太原，抵云州；西沿陇右故道，经凉州，抵交河。三线一枢，把大唐的腹地、北疆、西域，串成一张网。
朝堂上，争议如期而至。
户部先问钱：“干线三线并修，臣粗算，需钱两千万贯。国库虽丰，也经不起这样花。”
兵部问用：“电报已通，商路已畅，再修此路，所为何来？”
李泽轩没有背书，他讲了一个故事。
“诸公可还记得，北伐那年，本官随军在王庭。”他环视殿中，“六十万大军，日费粮秣，以万石计。从长安到阴山，一路的民夫、牛车、骆驼，排出去，一千里。”
“本官记得最清楚的一笔账：一石粮，运到军前，路上要耗掉，三石。”
“三石换一石。这就是从前的运力。所以从前的仗，打的是粮道；从前的盛世，也败在粮道上。”
他指向那张图：“铁路修通之后，一列火车，挂二十节车皮，一次，运粮千石；从长安到云州，三日。路上损耗，不到一成。”
“运粮如此，运铁如此，运兵如此。”
“诸位大人，电报网，让大唐的'耳目'通了。”李泽轩把图卷起来，只留一句话，立在大殿中央：
“这张铁路网，通的是大唐的，血脉。”
朝议整整一日。散朝时，李二的裁决只有八个字：
“先修一段，以验其利。”
散朝的路上，几位老臣围住了李泽轩，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安国公，拿两千万贯去修铁路，值么？”
李泽轩没有直接答。他反问：“诸公家里，可有从登州贩海鲜的？”
“有。”
“十年前，登州的海鱼，运到长安，十成里，路上要坏掉几成？”
“七八成。”
“如今铁路通了试验段，三日到长安，坏几成？”
“一成不到。”
“这就是修路。”李泽轩拱拱手，“路修到哪，哪的货物就活，哪的百姓就富。诸公往后看，两千万贯，买的是把整个大唐，装上车轮。”
老臣们将信将疑地散了，各自回府，路上还在盘算那笔海鲜账。可两年之后，两京线通车，头一年的账目呈上来，仅运力损耗一项，省下的钱，就够再修一条线。当年问过话的一位老臣，特意到安国公府，登门致歉：“老夫当日，问得太浅。”
李泽轩笑着摆手：“不浅。修路的钱，每一贯，都该有人问。问清楚了的国帑，花得才踏实。”
试验段，选在了长安到洛阳，八百里，两京之间，商旅最密，地势最平，也最容易见成效。
贞观八年二月，铁路开工。
朝廷为这条路，立了块碑，就立在长安车站的工地上。碑文的字不多：
“此路通天下，天下通此路。”
这条路的修法，天下人都是头一回见：先测，书院的学生扛着水准仪，一段一段地测高差；再筑，路基以夯土垫起，上铺碎石；而后，铺枕木，两根枕木之间，隔三尺；最后，架铁轨。
铁轨是工坊新出的定尺产品，一段一丈二，钒钢的材质，每一段，都打着工坊的火印。铺轨的匠人队伍，从最初的八百人，滚雪球一样，滚到了两万人。沿线的百姓听说“官家修铁做的路，一天开一百文工钱”，扶老携幼，赶来应募。
工钱日结，童叟无欺。有个县的里正，带着全村的壮劳力上了工地，干了三个月，回村时，给全村带回了工钱。数目大到村里的祠堂为此议了三天：这笔钱，是修桥，还是办义学？
最后的决议，两样都办。
铺轨铺到第四个月，一件大事，第一台铁路机车，下线了。
那是一头真正的“铁牛”：锅炉、汽缸、飞轮，全都包在钒钢的壳子里，车头前部，装着一对探照的铜灯。整车重九吨，工坊给它的编号是，“大唐一号”。
机车下线那日，试验轨道上围满了人。“大唐一号”烧足了汽，一声长鸣，喷出一团白雾，缓缓启动，越跑越快，最后拖着三节装满铁料的试验车皮，跑出了每个时辰八十里的速度。
测试的报单，当夜电传长安。李二看完，批了四个字：
“全线，照修。”
……………………
贞观八年，秋。
铁路开工的那个秋天，登州港外，回来了一条船。
一条谁都没见过的船。船从东边来，帆面上补丁摞着补丁，船身的漆，让海盐啃得斑斑驳驳。船上的汉子，须发长成了乱草，肤色黑红，开口，却是地道的汉话。为首的老者立在船头，鬓发全白了，望着码头上“登州”两个字，看了足足一炷香。
虬髯客，回来了。
算年头，他离开云山，整六年。当年说好三年就回，这一去，多出了一倍。后来在云山，李泽轩问起这多出来的三年，老张就着酒，说得轻描淡写：去时顺黑潮东行，还算顺风；在那片大陆上寻庄稼，一寻就是一年半——土豆在南方的高山，玉米在中部的平原，一样一样，按着图册找过去；回程赶上风暴，船伤了大半，困在一座海岛上，修了大半年。
“人没折。”老张咧嘴一笑，牙还是那么白，“就是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李泽轩是接到登州的电报，赶回云山的。电文就四个字：“故人归矣。”
老张带回来的东西，装了六口箱子。
头一口，土豆。块茎拿湿沙捂着，捂过了小半个地球，起出来时，芽眼上还顶着嫩生生的紫芽。第二口，玉米，金黄的籽粒串成穗，码得整整齐齐。第三口是红薯——图册上只画了个大概，是老张拿三把铁斧跟土人换来的。第四口，花生。第五口，一袋杂七杂八的籽粒，其中一小袋黑色的树籽，李泽轩捏在手里，看了半天，指尖都在抖——橡胶。当年他念叨过多少回的东西，隔着一整个大洋，老张给他找回来了。
第六口箱子最小，也最沉：一整箱干树皮。
“那边的土人，拿这个熬水喝，治一种忽冷忽热的病，一喝就好。”虬髯客说，“俺寻思，医学院兴许用得上。”
金鸡纳。后来医学院拿这箱树皮提出的药，救下了南征北战里成千上万中了瘴疟的将士。这是后话。
那晚两人在别院喝了一夜的酒。老张说起那片大陆：土人黑发黑眼，样貌跟咱们像得很；有些部族的话音里，偶尔还能蹦出一两个耳熟的音。他又说起自己这六年的孤陋：出海那年，大唐还在为渭水之盟咬牙；回来一打听，突厥没了，吐谷浑没了，连西突厥也没了，颉利都在长安养老了。
“某家这六年，”老张灌了口酒，咂咂嘴，“像是睡了一觉，醒来，天换了。”
李泽轩给他满上，只说了一句：“张三先生，你这六口箱子，装的不是种子。”
“是另一个天下。”
第二年开春，云山脚下的试验田下了种：土豆埋进地，红薯插了藤，玉米点上坡。农科的学生排了值班表，一日三趟，掐着漏壶记录。秋后起收，数字报上来：土豆，亩产一千二百斤；红薯，两千斤；玉米最“差”，三百多斤——可它不挑地，坡地、沙地、石头缝，刨个坑就能活。
这组数字送到户部，老尚书算了一笔账，算完只说了一句：“往后哪怕再来一场贞观二年那样的雪灾，天下，饿不死人了。”
那一小袋橡胶籽，入了冬，由驿船暖房护着，南下岭南，在广州府的官圃里落了户。老张本人，在云山歇了半年，又上船了——这回，船上挂的是大唐的旗。东边那片海的头一张航路图，就是他亲手画的。
至于那些漂洋过海的种子，它们的子孙，往后要走向天下州县——靠的，正是眼下这条，正在一寸一寸生长的路。
…………………………
八百里两京线，修了两年。
这两年里，长安的百姓，是看着这条路，一寸一寸长出来的。
起初，是测量队，一队年轻人，扛着奇怪的架子，在官道边比比划划，百姓们围观，说这是“看风水的”。后来，路基铺开了，两万人的工地，从长安城外，一路排向东方，夯歌日夜不歇。再后来，铁轨一段一段运到，那是两京道上最壮观的景象，几十辆大车，首尾相衔，每车运三段铁轨，卫兵押着，走一路，看稀奇的人跟一路。
有个老秀才，天天去工地边上看，看了一年，回家写了篇文章，投给《大唐日报》。文章的题目，叫《观路记》，里头有一段，后来传诵一时：
“余观修路，初不解其故。及见铁轨成，机车试驶，黑烟起处，白汽如龙，声若雷霆，行若奔马，而后知之：此非路也，此国之筋骨也。”
“昔者秦修驰道，隋凿运河，皆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今唐人铺铁为路，以火为力，其速双倍于马。此路一成，天下为一。”
报馆的编辑，把这段话，用在了两京线通车特刊的卷首。
贞观十年，五月。长安，春明门外。
通车大典这一日，长安城，万人空巷。
春明门外，新落成的长安车站，人山人海。站台上，一列崭新的列车，静静卧在铁轨上。车头是“大唐二号”，崭新的钒钢外壳，擦得能照出人影；身后，挂着十二节车皮：前六节，装的是货，阴山的铁锭、登州的盐、陇右的毛料；后六节，载的是客，此次通车的第一批旅客，有官员，有商人，有书院的学生，还有沿途州县推举的耆老。
辰时三刻，李二亲临车站。
帝王没有讲长话。他登上站台，亲手，为车头揭了红绸。绸落处，露出车头侧面，鎏金的四个大字：
“天下通途。”
“发车！”
一声长鸣，“大唐二号”喷出白雾，车轮缓缓转动。站台上，十万人的欢呼，跟车轮的节奏一起，越来越响，越来越急，列车加速，冲出车站，向着东方，风驰电掣而去。
车窗里，第一批旅客，挤在窗边。
有跑了一辈子两京的老商人，扒着车窗，看着外面飞速倒退的田垄，忽然老泪纵横：“从长安到洛阳，老汉赶车，走了三十年，最快的一回，走了十九天。”
“他们说，这车，两日就到。”
“两日……”老人喃喃地，像是在念一个神话。
同车的几个年轻商人，起先还笑话老人没见过世面，可车过华州，年轻人也安静了。不是不说话，是看窗外看得出神。
首班车抵达洛阳站时，洛阳的百姓，把站台围了三层。车停稳，车门开，老商人第一个走下车，捧起站台上的黄土，闻了闻，放声大笑：
“两日！两日就从长安到洛阳了！神迹！简直是神迹！”
两日，真的到了。
首班车，五月十六辰时发，十七日午后，抵洛阳。八百里，两日。严格来说，其实不到两日，也就一日半的时间。
《大唐日报》的号外，连夜刊印，通栏的大字，只有一句：
“千里两日，大唐做到了。”
两京线通车之后，修路的速度，彻底放开了。
朝廷把铁路定为“国之大政”，设立铁路司，专司修筑运营。三线并进：洛阳到登州的东段，贞观十一年通车；太原到云州的北段，同年通车；往西的陇右段，贞观十三年，通到了凉州。
修路的钱，户部越掏越顺手，因为路本身，就在生钱。
两京线通车的第二年，仅货运一项，岁入就破了三百万贯；沿线新起的市镇，一座接一座，车站周围，酒肆、货栈、车马行，比着长。登州的渔获，三日前还在海里，如今第三日，就能摆上长安的东市；阴山的煤，从前运不出山，如今顺着铁路，直供长安、洛阳的千家万户。
铁路沿线的百姓，起初是看稀奇，后来，就习惯了。
头一年，乡下人牵着孩子，走十里地，就为看一眼“铁龙”。火车过境，汽笛一响，村口的老槐树下，跪着磕头的老人有的是，说那是“铁龙显圣”。铁路司为这个，专门在沿线立了告示牌，雇了讲解的先生，一村一村地讲：“不是龙，是机器。烧煤的，跟大家坊里的水车，一个理。”
第二年，磕头的少了，扒着道口看热闹的孩子，成了沿线的常景。
第三年，沿线村庄的后生们，开始进城赶火车站的短工，背篓里装着鸡蛋、山货，坐两站车，进城卖，当日的来回。有个县的县令，在年度政绩文书里，写了一句被各州转抄的话：“臣县昔穷，穷在路。今路通，则民之手足通。府库之外，民亦渐富。”
最轰动的一次，是贞观十一年秋的运兵。
那年北疆告警，薛延陀残部扰边。朝廷调洛阳驻军驰援云州，三千府兵，携炮十二门，登车出发。列车昼夜兼程，洛阳到云州，一千六百里，五日，抵达。
薛延陀的游骑，隔着阵前的旌旗望了半日，一仗没打，退了。
后来军中的战报里，带队的将军写了一句大白话，被兵部当作战例，收录在案：
“敌闻火车之声，即退。臣所部，未发一矢。”
“自今而后，北疆有事，长安之兵，旬日可达天下任何一地。”
这条战例，后来在云山讲武堂的课上，被李靖拿出来讲过。老军神对满堂的军官说：“你们记住这一仗。它没有厮杀，可它是本朝最要紧的仗之一。”
“它告诉天下人一件事：从今往后，谁想在边地生事，先得算一笔账，唐军到得了多快。”
“兵未动，威已至。这，就是铁路。”
而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笔账，户部的老尚书，在岁末的题本里，算给了全天下看：
“铁路所耗之铁，出于阴山、高昌；所燃之煤，出于大同、轮台；所役之马力、木材，出于吐谷浑故地。”
“以三国之资源，建一国之铁路。取之于外，用之于内。”
“臣斗胆，为此政，取个名字，飞轮。”
这份题本，李二朱批照发，天下传诵。
甘露殿里，帝王放下题本，对李泽轩笑言：“户部这帮算账的，如今也学会起名字了。”
“不过他们说得对。”李二走到舆图前，目光从长安出发，沿着那三条铁路线，一路看过北疆，看过东海，看过西域，最后，停在了舆图的最东端。
那里，画着一座新近才添上的标记，登州，皇家船场。
“路上跑起来了。”帝王的手指，轻轻点在那座船场的位置，“该让水上，也跑起来了。”
“李泽轩，登州来报，第一条铁甲舰的龙骨，昨夜，铺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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